□ 潘彦文
据我国最早的史籍 《尚书》记载，殷商时期 （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以今天的十堰为中心的汉江中上游地区，居住着庸、羌、髳、微、庐、彭、濮七个部落方国。庸国居住在今竹山县上庸镇为中心的堵河中上游地区，羌国居住在今天的陕西汉中市及以西地区，髳国居住在今四川巴中与陕西汉中交界的地区，微国居住在堵河下游今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一带，庐国居住在今湖北宜城市西南一带，彭国居住在今房县、襄阳市谷城县一带，濮国则居住在今重庆市巫溪县大宁河一线。加上远在四川中西部地区的蜀国，史称参加周武王伐纣的 “西土八国”。西土八国，庸为大。今天笔者带您走进中华民族的上古时代，从文献与田野考古的结合中去探究庸国的今生前世、兴衰存亡。
《尚书·牧誓》记载，公元前1046年2月5日黎明时分，周武王姬发率领几路诸侯、方国的军队聚集在今河南淇县西南的牧野，向诸侯之师发出伐纣动员令：“逖也，西土之人！……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译成现代文即是 “路途多么遥远啊，从西方来的人们！……啊！我友好邦国的国君，王室近臣、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微、庐、彭、濮诸部落方国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牌、树立起你们的矛，我就要宣誓了。”这是庸国第一次在我国最早的史籍中出现。牧野之战发生在周武王十一年 （公元前1046年），从周武王点名的伐纣联军中，我们看到有三类军队：一是“友邦冢君”的军队，即指在周武王九年（公元前1048年）在今河南孟津会盟的八百诸侯；二是周武王自己的军队；三是“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西土八国的部落方国军队。
庸国是商代分封国还是土著部落方国，历代学界各执一词。经考察比较，笔者认为庸国是本土的部落方国较为恰当。唐代的 《元和姓纂》、宋代的 《通志·氏族略》认定庸国是商代侯国，宋代的 《路史·国名纪》认定其是商代的伯爵国。这些认定均源于 《尚书·牧誓》中记载的周武王率各路诸侯伐纣的史实。他们没有仔细推敲周武王在誓词中有分寸地点明了参加伐纣联军的三类人群的身份。八百诸侯称之为 “友邦冢君”，西土八国称之为“人”。只有诸侯国首领才能称之为 “君”。一字之差，便点明了 “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是商代的部落方国部族的身份。庸国当是汉水流域的土著部落国家。微国和彭国是遭到灭国而流亡到汉水流域的夏商时期的东夷方国。然而周武王将庸国排在 “西土八国”之首，还排在蜀国的前面，这可以肯定，殷商末期的庸国是汉江上游地区比较强大的部落方国。
庸国的第二次出现是在西周的周夷王时期 （公元前885年—公元前877年）。《史记·楚世家》记载：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民间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是西周分封楚以子男之田的第六代楚子，距被分封时已有一百四十多年。 《史记·楚世家》又云：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由此可知，楚国在被封于荆山之麓的丹阳（今湖北枝江市与当阳市一带）后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六代楚子用了百十年的时间使自己成为了江汉地区强大的国家。从楚子语气里可以看出周成王分封熊绎以子男之田是不大满意的。 《战国策》还记载熊绎被周成王召到周都会盟而被安排与东夷首领一起到殿外 “守燎”，没能参加诸侯盟会，受到冷遇。到了周夷王时期，周王室出现衰落，分封的七十一诸侯有的不来朝贡周室、有的相互侵伐。楚国却避在荆山发奋图强韬光养晦强大起来。强大起来的楚国也有了侵伐之志，于是楚子熊渠便率兵北略攻打汉水中上游地区的庸国和杨粤，一直打到鄂 （今河南南阳市北郊）。所以在第六代楚子熊渠的语言里有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怨恨之辞，以示对周王室的蔑视。傲慢的熊渠侵伐庸国、杨粤得手后将自己三个儿子分封为王，其中中子红就地封为鄂王。周天子才能称王，诸侯国称君。可见熊渠无礼僭号的野心。从 《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的 “庸人率群蛮以叛楚”的话语分析，庸国应在周夷王时期楚子熊渠就将其纳入了楚之附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