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远福
2009年4月的一天，16时许，猝不及防晕厥倒地的我，昏昏然被救护车一路呼啸着送入医院的急重症监护室。“高血压并发症——脑出血！出血量已超出极值！需尽快施以血肿引流手术。”
此刻神志尚清的我，屏住气，隐隐约约听到身旁几位医护人员在忙碌中讨论我的病情。
我躺在手术台上，似乎在与病魔幽灵对话，恍惚间面对它的青面獠牙。最终，我被从黑暗中拉了回来。
看着前来探望的亲友，我竟莫名其妙地号啕大哭起来。那一刻，就像一位作家的深彻洞见：人在身体健全的时候，身体与灵魂是一致的，也可以说灵魂是安详的。当有些部位得了重症，灵魂就与身体分裂，性情突变，失常失态，它时不时就准备着离开了。
这次意外，我的运动脑区受损较多，导致了左侧肢体运动的严重障碍，左侧臂膀与手完全丧失知觉和运动功能。我终于明白了史铁生为什么总忌讳母亲在他面前不经意地说到“跑、跳、蹦……”这些画面灵动的字眼。
平稳度过高血压脑出血急性期后，康复治疗便成了回归现实生活的关键。按摩、针灸、滚臂桶、站斜板、练蹬车、立单腿……巧的是，当时同一间病房的三个病人，都是脑出血，都是左侧肢体偏瘫。
有时，洒进病房的阳光，把我的姿态缓缓地投射在地板上，我看着自己的剪影，顿觉有一种扭曲之后挣扎向上的力量与压迫之中积蓄着的能量，正颠覆着人体工程学。
那些日子，除了比潮水还汹涌的眼泪，还有比黑洞还要深的绝望。尽量不找事儿，少添麻烦，才会少一点亏欠，多给家人一点各自的空间与生活——这时候，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人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件尴尬事，尤其是残缺的形骸，四处透风漏雨。老伴按照医生传授的要领为我活动不能活动的胳膊腿，气喘吁吁，有些力不从心。
结束了半年的康复治疗期，回到家，我像从监狱刑满释放一样，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人生第一次学习行走，是出生后在父母的搀扶下快乐顺利地完成的，如今第二次学步走路，我已经56岁。每天坚持借助右腿的支撑与带动，一步一步往前挪，往前蹭。孙女埋怨：“爷爷比蜗牛走得还慢。”
那时，我背驼得厉害，佝偻着，像一只虾；腰弯的幅度也很大，像是向苍天大地叩头作拜。右手专注着一丝不苟地杵着一支拐，左臂毫无意义地垂吊着。一瘸一拐，左倾右斜，摇摇欲坠的样子，那种不堪、龌龊的形态，收获着身边无数异样的眼神，自然也有怜惜同情的目光。
那个清晨，我照例走着，迎面巧遇五号楼咿呀学语的小女孩丫丫。她一双小手紧紧搂着外婆的脖子，把头使劲地偏向外婆的后脖颈：“怕，怕！”外婆哄着：“宝宝不怕，那是生病的爷爷……”
丫丫回过头来瞪着大眼睛瞅瞅我，似乎不再恐惧了。转眼到了丫丫蹒跚学步的时候，或许是见怪不怪了，她竟然悄悄跟在我后面学我走路的样子，歪歪斜斜，摇摇晃晃，逗得周围一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丫丫是小学生了。她上学放学只要看见我，就会像小燕子一样飞来跟我打声招呼。有个中秋节，她从家里拿了两个月饼、一盒牛奶和一束塑料花送给我，花间的小纸片上，水彩笔写着稚拙的七个字：爷爷，对自己好点。我双眼湿润了，久久沉浸在这一刻的感动与幸福里。
人是需要面对自己的。我想起沈从文在谈论生命时说过的一段话：“我恰如在找寻中，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另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
我时时自励：既然命运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我就以全新的生命重新屹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理由被猝然临之、无故加之的苦难与仓皇击倒。
16岁前的农村生活给我的一生打下了坚韧的农民烙印，七年的军旅生涯又给我的人生注入了军人的血性品质。如今，我的患腿脚板已然结出厚厚的老茧，它们替我软化着钢筋水泥的人世，稀释着我抱残守缺的忧郁与沮丧。
虽然躯体寸步难行，但我的灵魂一刻也没有停下来。我会在一首小诗、一篇妙文里欢愉，然后平静地将饱经命运碾轧的灵魂交于光阴，让生命萌发出一抹永不枯竭、坚韧的绿意。
十五六年了，漫长的心理挣扎期终于熬出头，在这庸常的人间，我已然成为另一个我——一个重生的我，一个全新的我！尽管活得很平凡。
此刻，阳光慷慨地普照大地，驱散黑暗，我从容微笑了，天空、云彩、日月星辰和生命的美正与我同在。
感恩苦难！感恩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