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八十周年，余政财在毛泽东题词前留影纪念。
■文/首席记者 严谨 图／记者 张建波
人物档案
余政财，1924年9月出生于湖北省随州市，1940年9月参加革命，194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担任侦察员、警卫员、警卫营长等职务，离休前任原郧阳军分区后勤部部长。
7月26日早晨，余政财老人正在军分区干休所里散步。当记者试探着请他讲一讲抗战经历时，他高兴地说：“好！我这个人不怕死，就喜欢打仗。我在李先念身边当警卫员时多次与他吵架，每次吵架都是因为他不批准我上前线打仗。我要走，他拗不过，只好把我放到前线去，过一段时间，他又强行把我‘揪’回去。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在李先念身边当了20年警卫员。”
12发炮弹
打回3挺机枪
1939年，日军占领了我们的村子，把我抓去做苦力。那时，我才15岁，日本人说的话我听不懂，安排的重活儿我干不了，他们动不动就冲上来打我的耳光，打得眼睛直冒金星，耳朵嗡嗡作响。
1940年9月5日，我趁着日本哨兵不注意，悄悄跑了出来。当时，如果回家，不但自己会被日军抓去杀掉，而且还会连累家人，我决定往新四军驻地跑。
几天后，当我跑得又累又饿时，遇到新四军五师的一个后勤采买人员，便悄悄跟在他后面。不一会儿，他发现了我，问明情况后，给我卖了一大堆油条，吃罢就把我带到师部。当天，给我发了一支步枪和10发子弹，接着就参加训练。后来，当我听说我们的师长是李先念时，高兴得几夜都没睡着。
1941年春天，日军500多人向我军逼近，妄图吃掉我们。为了选择有利地理位置消灭敌人，李先念命令我们一个营把日军往附近的徐家湾引，然后与鬼子打巷战。
当时的随州徐家湾是一个几千人的大村子，一排排的民房、一道道的小巷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加上群众基础好，地形熟悉，打巷战对我们十分有利。鬼子一进村，就被我们分段切开包抄起来，首尾不能相顾。然后，我们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就扫，鬼子抱头鼠窜。
新四军在这里，饿了会有村民把饭送到房顶上；上房、下地会有村民架梯子；通道不熟，会有人指引。这样就能够来回穿梭、游刃有余地打击敌人。而鬼子在这里，想上房顶占据制高点，没有梯子；找人引路，村民指给他们的尽是死胡同。而且，常常是我们在屋里，鬼子在屋外，我们在暗处，鬼子在明处，日军非常被动。打了三天三夜之后，日军死伤大半，又增兵，我们也增加一个加强营，继续展开战斗。
战斗打到第五天，日军只剩百余人，带着3挺机枪准备逃跑。营长对我说，一定要把鬼子的这3挺机枪弄来。我们一商量，决定将兵力分为3个组，分别包围这3挺机枪。鬼子急了，带着机枪上到房顶，我们就分别围在屋檐下，他们打也打不着，跑也跑不了。
敌人带着机枪，我们无法接近，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过了一会儿，营长给我带来一个六○炮和十几个炮弹，让我干掉机枪手。我飞速爬上另一个房顶，将六○炮放在大腿上开始目测打击目标。这个任务难度很大，既要打死机枪手，又不能使机枪受损，还不能浪费炮弹。我抱着炮筒，全神贯注地进行目测，先打出三发炮弹，落在第一挺机枪周围，不但打击了周围的敌兵，而且更加精确地掌握了机枪手的位置。第四发炮弹打过去，正中机枪手的后背。就这样，先后打了12发炮弹，3个机枪手和周围的鬼子均被打死，机枪完好无损。
当我们的战士飞身冲上房顶时，我低下头来看了看自己，全身都被火药熏得黢黑。看到我们的战士举着机枪在房顶上大喊大叫时，我一高兴，就昏了过去。当我醒过来时，营长告诉我，这一仗打得太漂亮，缴获步枪200多支、机枪3挺，歼敌400多人，俘虏日兵30多人。李先念师长决定在全师通报表扬。
“一高兴为什么会昏过去呢？”记者不解地问。余老一拍茶几说，“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身体都不太好，打仗时全是一股精神力量支撑着，只想着冲锋陷阵，不知道累，也不知道饿，仗一打完，精神一松弛，全身就像散架了一样！”说着，老人抬起左腿，卷起裤管，指着几块伤疤说：“这些都是在一次战斗中留下的，当时只感觉麻了一下，继续追赶敌人，一口气跑了四五里，当我把敌人押解回来时，同志们叫道‘你受伤了！’我一低头，才发现脚下鲜血直流，这时才知道痛。”
一枪“点”死一个
干掉30多个鬼子
1942年春天，我在新四军五师担任侦察排长。一天，我带领战士们到日本据点邢家寺执行侦察任务，夜晚住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里。我们的行动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第二天拂晓，日军就来了三车人，包围了这个院子。当时，我们只有12个战士，敌众我寡，我们决定：每人将两把手枪上满子弹藏在腰间，穿村民的衣服，出去以村民的身份与日军交谈，如果能够脱身就走，如果遭到纠缠就向外冲，反正不能落在日军手里。
我们走到院子里，来到日军面前，只见院门口封了铁丝网，两边还站着士兵。经过一番交涉，日军死活不放行。我大吼一声：“把铁丝网拉开！”鬼子不动，我就冲了过去，正要伸手推铁丝网时，两个鬼子怪叫着把刺刀抵到我的胸口上，我扭头对战士们使了个眼色，一手抓住一支枪使劲一推，两个鬼子顿时仰面朝天倒在地上，枪支摔出老远。我迅速掏出手枪接连打死身边几个鬼子，拉开铁丝网就往外冲。同时，我们的战士纷纷拔出枪来边打边冲。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顿时倒了一大片。日军的小头目见我们一个个枪法特准，只是叫喊着追赶，却不敢靠近。
我们跑出村子发现路口也有日兵把守，只得往小树林里钻。这里都是灌木，人一站起来就会暴露，只能在地上趴着。日军围了过来，也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叫嚷着在附近转悠。他们离得远时，我们就爬着跑，离得近时，我们就一动也不动，等鬼子走到跟前时，一枪“点”死一个，不一会儿工夫，就打死日军30多人，打得鬼子胆战心惊。
经过几个小时的周旋，我们的子弹打完了，如果继续呆在树林里，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我们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寻找一个缺口，冲出去，跑到另一个村子里。我们刚到村子，鬼子又追了过来。村子周围有一排排的厕所，四周用石头砌着围墙。为了不连累老百姓，我们决定在厕所里藏身。眼见着敌人追了上来，我们纷纷纵身跳进厕所的粪坑里，然后抓起一只尿桶盖在头上。在粪池里，单个的尿桶太显眼，我们索性把所有的尿桶都扔进粪池。日军追过来以后拿起刺刀对着尿桶就刺，我们听着周围的尿桶被刺得“咚咚”直响，只好将全身都沉到粪池底部，等鬼子走了，又冒出头来。就这样，敌人又在村子里搜了个遍，也没有找到我们，只好撤退。
等鬼子走了以后，我们从粪池里钻出来，到河里冲洗冲洗，然后回到部队。
鬼子一个回马枪
刺中我的右肋骨
“人们常说‘出生入生’、‘死里逃生’，经过战争的人对这些词理解得最深刻。”老人一边说一边解开上衣扣子露出右肋部，60多年前刺刀留下的伤痕今天还清晰可见。他指着伤口笑着说：“这是与鬼子拼刺刀时留下的，当时如果不是我及时躲闪一下，这一刀将正中心脏，你现在就听不到我讲故事了！”
那是1943年的春天，我们一个排到一个村子里执行任务，不料与几十个鬼子相遇，鬼子就叽里呱啦地朝我们冲了过来。我们急忙躲到村民家里，村民把门闩上后，又把所有的重东西都搬到门板后面抵着。我们藏在窗边，等日兵一靠近，就用手枪“点”，一枪一个，弹无虚发。当日军把房子包围起来时，我们搭梯子上到了房顶上。日军见我们在房顶上跑，也爬了上来。在这一片瓦房上，我们知道盖瓦下面是椽子，踩在上面没事，沟瓦下面是空的，不能踩，所以在瓦房上如履平地。可鬼子上来以后，一跑动，有的卡在椽子缝里，有的从房顶上摔下。
我们从房子上跑到村子后面，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稻场，上面密密麻麻堆满了稻草垛，我们觉得这里是消灭敌人的好地方，就从房子上跳下，躲在草垛里。不一会儿，有几个鬼子追了过来，走在草垛跟前时，我们猛扑上去，抓获3个鬼子。当时，没有绳子，就用稻草去绑，不一会，稻草被弄断了，我们急忙解下绑腿带子，将他们3个人叠在一起捆住手脚，然后用树叶塞住嘴，藏了起来。有一个鬼子见状，急忙往草垛里钻，被我们用刺刀刺死。
不一会儿，后面又有30多个鬼子追了上来，我们就围着草垛与他们周旋，敌人在远处时就用枪打，到面前时，就用刺刀捅。不少草垛被打得燃烧起来。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日军已所剩无几，开始撤退。这时，我们的同志牺牲了3个，其他的个个全身是血。尽管这样，我们一商量，决定继续追击敌人，决不能放走一个鬼子。
在追击过程中，我们分了几个小组，我这一组的另一个同志跑不动，担心敌人跑掉，我便只身去追。当我追到鬼子身后时，两个鬼子转过身来握着刺刀向我刺来。我一个箭步跳到一个鬼子后面干掉一个，另一个掉头就跑。我追到离他不到一米远的地方，一只手提着枪，另一只手伸过去抓他的衣服，不料他猛地一个回马枪，刺刀朝我的胸部刺了过来，我急忙一闪，刺在我的右肋骨上。正在危急时刻，后面的几个战士及时赶到，将这个鬼子消灭了。
此后，剩余的2个鬼子也举枪投降，我们带着5个俘虏，扛着几十支步枪回到了部队。
由于我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枪法准，打仗时镇定自如，又多次抓获鬼子，1944年，李先念的警卫营长就把我选去当警卫员。在师长身边，生活条件比一线要好一些，可就是不能直接打鬼子。时间一长，我就急了，要上前线。每当这时，师长就训我：“小鬼，你整天叫嚷着要打仗，难道跟着我就不算是打仗？照你这么理解，我是吃干饭的？”不管他怎么说，我还是不服，三天两头跟他吵。他被吵得没办法，就把我放出去，打几仗以后，又派人把我“揪”回来。过一段时间，我想打仗了，又和他吵，师长摇着头笑着说：“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那个时候，我年轻气盛，脾气不好，胆子又大，一想打仗就和师长闹别扭，一闹别扭，师长就骂我太调皮。”余老一提到李先念，脸上就露出幸福的笑容。每次讲到师长说的话，他就学着李先念的腔调和动作，深深地沉浸在回忆之中。他说，“现在想来，真是又后悔又可笑，我一个小兵凭什么敢跟李先念吵？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对我爱护有加。好几次，师长照相时硬把我拉在身边。我到了地方以后，经常把那些照片拿着看，可惜‘文革’时全被烧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