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顺通珍藏着自己当年与主席的珍贵合影。

钟老仔细看回忆录底稿。

■文/记者 张俊良  图／记者 张建波

人物档案
    钟顺通，1930年生于河北省博野县。1943年11月参加革命，次年3月入延安任毛主席住地勤务兵，1949年至1968年1月，先后担任中南海警卫局毛主席住地招待员、警卫员、招待组组长。1970年2月调任现东风公司铸造二厂工作，1990年11月离休。
　　李银桥将他引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风趣地说：“钟顺通，通通顺顺，顺顺通通，这名字好。”
　　接到记者的电话约访，77岁的钟顺通一宿没睡好，这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4年的老人，将那一帧帧回忆中的幸福片段用文字工工整整地写在纸上。在东风公司铸造二厂钟老的家里，老人用依然锐利的目光仔细地查验记者的采访证件后，手一挥，爽朗地对记者说：“通过了，你们问吧。”
　　“话还得从1943年说起。”刚一坐定，记者就开始追赶老人的思绪。
　　“那时我才13岁，说实话，当时参加革命，想法其实很简单，一是为不受日本鬼子欺侮，二是有饭吃，不饿肚子。哪能想到我这一苦孩子能够见到毛主席，还能服侍他老人家？”
　　在村里，钟曾为地下党送过几次“鸡毛信”，大人们很喜欢他的机灵。不久，在地下党员钟全福的秘密安排下，钟到了区游击队。由于年龄小，身高不到1米4，钟顺通被区游击队介绍到了曲阳县晋察冀军区留守处。
　　在留守处时间不长，钟顺通一行30多个“小鬼”在组织的安排下，从晋察冀军区步行三个月，于1944年的正月十六到了延安。
　　提到延安，钟老的眼光开始发亮：“到了延安后，我被分到中央党校二部组干科当通讯员。说来也巧，当时的组干科科长就是十堰籍的杨献珍。我的工作就是为杨献珍送信，传达各支部书记指示。”
　　时间过得很快。半年后的一天，钟顺通正在收拾碗筷，杨献珍突然叫住他，递给他一个纸条：“小钟，从明天起你的工作换一换，到杨家岭去，找我条上写的这个人报到。”
　　钟顺通恋恋不舍地告别杨献珍，到杨家岭总务处谢处长那里报了到。
　　“没过几天，总务处招待科科长陈心良对我说‘你去一号院工作’。没等我开口，他就拉着我径直来到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面前，说‘银桥，我给你送来了个小帮手。’”
　　几天后，李银桥将钟顺通领进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窑洞。
　　“我知道那是毛主席的办公室。”钟老扳着指头如数家珍，“杨家岭一号院共有5间窑洞，毛主席和江青住在南头第一间，第二间是主席的办公室，保姆带着主席的女儿李讷住在第三间，第四间是卫士的工作间，我们后来的三个工作人员和主席的厨师高敬文住在第五间。”
　　“在第二间窑洞里，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毛主席。主席穿着一套灰棉制服，戴着一顶褐色棉布八角帽，穿着棉鞋。我们进窑洞时，主席正在伏案看文件。李银桥向主席介绍说，‘来了一个小同志，来照顾您，他叫钟顺通。’毛主席抬头看着我，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问‘你姓什么呀？叫什么名字？’我立正回答‘主席，我叫钟顺通。’毛主席听后若有所思，然后风趣地说‘钟顺通，钟顺通，通通顺顺，顺顺通通，这名字好。’”
　　钟老淡淡一笑：“那时年纪小，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我一点儿都不紧张，感觉像是见到了一位慈祥的父亲。”

在香山,毛主席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
　　艰苦的日子一过就是几年。1949年1月，古都北平和平解放。3月5日，西柏坡会议决定，将中央领导机关迁往北平。
　　“入城前，主席一直住在香山。老人家的住所就是我们布置的。”钟老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西柏坡会议后的3月19日，当时主管行政事务的行政处副处长罗道让指令我们一行十来人，乘坐一辆四轮大卡疾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规定三天之内安排好1号到5号首长住所。”
　　“当地部队调了一个连的人听我调派，加紧布置主席住所。”3月23日，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首长及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警卫部队，分乘11辆吉普车和10辆大卡，从西柏坡出发，经河北唐县、保定到达涿县，于25日中午抵达清华园火车站。
　　在颐和园益寿堂稍事休息。当天下午两点，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由叶剑英陪同，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检阅第四野战军的炮兵、坦克部队和第41军部分部队。主席站在一辆敞篷吉普车上，频频挥手致意。大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挥手：同志们好，同志们万岁。
　　炮兵部队向空中发射了礼炮。50门六0炮又陆续发射500发照明弹，半边天布满了亮晶晶的火球，人们一齐鼓掌，欢呼声震天。主席说：不要再打了，战争还没结束，留着打国民党吧。
    当晚，毛主席等首长就住进了双清别墅。
　　钟老回忆说，四月的香山，气温很低，屋内供暖条件又差，主席长时间办公，腿和手都是凉的，眼睛常布满血丝。卫士们劝主席休息，主席对卫士说：“不行啊，今天该办的事不办，明天还是我办啊。电报晚发一分钟，我们前线的战士就不知道有多少要牺牲。”
　　话说到南京解放，钟老激动地站了起来：4月21日，毛主席和朱老总在香山联合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天，我军顺利渡江的消息传来，主席午休后边穿衣服边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认为我们好欺骗呢，他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造船修船呢！他在那边修防线，我们在这边架大炮，谁也没闲着。结果呢，他只落得个拖延时间破坏和平协定的罪名，什么便宜也没沾上。我们一下子就过去了30万军队，我们就要打到南京去了！

　　果然，捷报传来了。24日上午，主席起床后来到院子里的凉亭，卫士把《人民日报》报道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号外”递给他看。主席看得非常专心，摄影师徐肖冰赶忙拍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主席看完，笑着站起来，说：解放南京了，不要我一个人高兴，大家都该高兴嘛！来，照相也要一起照……
　　事后没几天，主席在这里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辉煌诗篇：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钟老清楚地记得：“主席是8月23日告别香山的，入城后定居在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我则在7月底就先到了丰泽园，收拾、整理主席的新住所。”

主席第一次穿新军装
　　“‘文革’中，全国各地有许多毛主席穿上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照片，但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主席是哪一天第一次穿军衣，为什么要穿军衣的。”钟老告诉记者，这个秘密，此前他只与长期担任东风车研发的李庆桃先生谈过。
　　“那是1966年8月18日。早上我接张先明的班。没一会儿，主席打铃了，我进去对主席说今天要接见，问早上吃点什么，主席说随便吃点就行了。”钟老对接下来发生的事记忆犹新——
　　换衣服时，主席突然提出要穿新军衣，我觉得奇怪，主席以前接见什么代表从未提出穿军衣，今天怎么突然提出要穿新军衣？我说没有新军衣，主席坚持要穿。我只好马上报告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汪立即赶过来同我们一起去见主席。汪东兴解释没有准备新式军衣，主席仍不改口，并用明显不满的语气说：“什么我缔造的，他领导和指挥的……”显而易见这是针对林彪的。
　　汪东兴出来后，让我们想想中央警卫团哪个人的身材跟主席差不多。最后想到了警卫团副团长张洪。汪立刻打电话，要张洪十分钟赶到。张洪跑到一组值班室，汪叫他把衣服脱了，穿上主席的衣服试试。张当时就懵了，手发抖。直到我们说明原因，他才松了一口气。张洪穿上主席的上衣，我们一看，稍有点肥，但时间来不及了，就让他立即去库房取一套自己的新军衣。军衣拿来后，我们和汪东兴拿去给主席穿。主席一试，说还可以嘛。几分钟后，我们同主席一起来到天安门。
　　这时，中央其他首长都已来到天安门等候主席。林彪看毛主席穿军衣上来了，马上叫他的警卫秘书李某回去取军衣。林是后来在天安门城楼换上军衣后，才同毛主席等首长一起接见红卫兵的。
　　毛主席生气地问钟顺通：“为啥不给我水果吃？今天罚你站十分钟。”
　　“从延安窑洞到中南海，时间长了，毛主席的生活习惯我都非常熟悉。”钟老放慢语速对记者说，“这要靠细心观察，比如说，主席伏案工作时，突然向后伸出两根手指摇晃，这是要烟；伸出宽大的手掌向空中抓几下，那是要毛巾擦汗。主席抽的烟，事先都得经过我们卫士的嘴尝尝。在延安时，主席爱抽当地一种‘阳路’牌的烟，到了北京后，他抽得时间最长的是上海‘三五’。”
　　“主席对他身边工作的人很和蔼。这么多年，他只对我说过一次重话。”钟老站起来轻拍着记者的肩膀，回忆说，“那是1950年夏，在中南海。一天中午，李敏、李讷、思齐吃过饭后，我端了些苹果、梨、蜜桃给她们吃。毛主席饭还没吃完，见孩子们一个个吃着水果，他突然将筷子往桌上一拍，脸色一变，冲我问‘为啥不给我水果吃？’我回答‘交班记录上没有安排’，主席说‘这是谁给你的权利？你给我站十分钟！’”
　　看见主席发火了，我一时不知所措。这时，坐在饭桌边的江青忙过来帮我打圆场。她一边对主席说这不关小钟的事，一边暗地向我打手势，递眼色，示意我快离开。
　　“从主席那里出来，我找到李银桥，诉说委屈。两个小时后，当时担任卫士长的汪东兴来了。他对我说‘你不要闹情绪了，主席不是冲你发脾气，他有心事。’后来我才知道，头一天，在北戴河召开民主人士讨论是否出兵朝鲜的会议上，包括宋庆龄、张澜、黄炎培、李济深在内的民主人士意见不一，主席为此焦急得一夜没合眼。知道这个情况后，我的气一下子全消了。”说完，钟老轻松地笑出声来。
　　主席高兴地向钟顺通招手：“钟，过来过来，我俩照个相。”
　　说到主席与他身边工作人员的相处，钟老主动作出补充：“主席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点架子也没有。毛主席有个理发师，叫王会，是个大胡子，他还敢向主席发号施令哩。”
      钟老说：“主席有个习惯，要理发、修面了，他会用手揪耳朵、搓下巴。一天，在主席中南海办公室，我又看见了他这个动作，忙叫来王会。理发时，主席不停地用手翻文件。王会一下子捏住主席的手，对主席说‘你不规矩、不老实是吧？我王胡子的刮胡刀可不认人哦，你今天就得听我的……’主席笑着点头说‘听你王胡子的，听你王胡子的。’”
      在钟老看来，主席与他的一张合影是他家中最贵重的东西。钟老手捧相框沉浸在甜蜜回忆中：“那是1964年9月的一天，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完外国友人，微笑着走到室外。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提出跟主席照张相，主席高兴地说‘好哇’。与叶子龙照完相后，主席向站在旁边的我招手：‘钟，过来过来，我俩照个相。’我忙过去站在主席的身边，著名摄影记者吕厚明按下了快门。”
      “那年我已是三十好几岁的人了，想离开中南海。就在我和主席照完相后，汪东兴将我这个想法告诉了主席。老人家听后立即收起了笑容，有些不快地说‘走走走，你们都走吧！’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长叹了口气说‘哎——都走了，身边一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了。’听了主席这话后，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汪东兴当天找我说‘你不要走，主席身边还需要人。’就这样，我又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差不多三年半，直到1968年1月。”

主席趴在任弼时遗体上
哭得像个孩子
      话题转到了主席与战友的关系上，钟老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老人一字一顿：“主席对他的战友，那真叫好啊。就说任弼时吧。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商讨战略反攻。会上，任弼时曾站起来大声与毛主席争论过不过河的问题，但事后主席像没事发生一样。”
      钟老神色黯然地回忆道：“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过度劳累在北京逝世，走时才46岁。杨尚昆报告主席说，弼时同志走了。主席听完，当时就将办公桌上的茶杯、文件等一巴掌扫到了地上，大声地向汪东兴喊‘走，要车！’我急忙找来黑纱套在主席胳膊上……一路上，主席的表情非常凝重。走到任弼时住处前，主席快步下车，疾步走向任弼时的遗体前，一下子趴在战友的遗体上，像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毛主席一生极少参加葬礼，在任弼时的葬礼上，主席极度悲伤，右手将弼时同志的棺木摸了又摸。悼词也是主席特别叮嘱胡乔木、陈伯达草拟的。”
      钟老多次说到朱德。老人不停地点着头：“主席对朱老总那才叫尊重。朱老总熬不了夜，晚上11点前就得睡觉。一次开晚会，朱老总坐着打盹。主席轻轻地走到他跟前，用手拨动朱老总的胳膊说‘老总呀，你回去休息，明天看文件就可以了。’朱老总走后，主席向中央其他同志提出，今后开会要尽量提早。”
    “说到两人的感情，不得不提到戚本禹。在北京，戚本禹就住在我隔壁，他这人阴得很。‘文革’前期，他组织的造反派公开指责朱老总是‘黑司令’，勒令‘黑司令’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毛主席知道后，生气地对汪东兴说‘要朱老总看大字报？好啊，那就让他们端个凳子，端杯茶，让朱老总坐着看；要他参加批斗会也行嘛，让他们端两个椅子、两杯茶，放个桌子，我陪朱老总一起参加。他是黑司令，我就是黑政委嘛。’”
      钟老喃喃自语道：“现在的干部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40岁那年，钟老来到了东风公司，默默无闻地做了20年保卫工作。1976年，毛主席逝世，钟老“整个人一下子垮了”，三个月茶饭不思。此后，钟老先后三次去北京，瞻仰主席遗容，与老同志老战友共忆主席生前琐事，每次去后就像大病了一场，悲伤不已。钟老郑重地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钟顺通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