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南水北调应急水源工程通水，此时的水源来自河北省的4个水库。而真正的“南水”要顺着南水北调干渠向南溯源1200多公里。渠首所在，是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处的丹江口水库。蓄积在这里的一库清水，将在2010年流到北京。为了这一天，丹江口已经等待了50年。
丹江口水库全景。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他选择了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黄河。
在河南郑州黄河边的邙山，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汇报了黄河的治理情况，并提出了一个从长江引水补充黄河的构想。毛泽东自上而下望着滔滔黄河，略作沉吟，忽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南水北调这个宏大的战略构想就这样被提出来了。王化云意识到，毛泽东提出的“南方北方”超出了长江、黄河的范畴，也超出了自己的设想。于是，他说：“长江水量充足，北方借水，长江不可替代。”毛泽东听后笑着说：“没想到你王化云还是个踢皮球的高手，一下把这个球踢给‘长江王’了。”毛泽东口中的“长江王”就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
1953年2月19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毛泽东从武汉军用码头登上“长江”号军舰，顺江东去南京。军舰离开码头时，林一山奉命登舰。
毛泽东找到“长江王”，主要是了解长江治理问题。在着重探讨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构想后，毛泽东旧事重提：“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给北方？这个问题你研究过没有？”
那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要精力放在根治长江水患和三峡论证上。对毛泽东忽然提出的这个问题，林一山没有丝毫准备，只能坦陈“没有”。
而毛泽东显然已经考虑了很久。他站在一幅地图前，手拿红铅笔，笔尖稍稍悬空指点着祖国江山，逐个提出他设想的引水地点。直到铅笔指向了汉江，林一山答：汉江有可能。汉江上游和渭河、黄河平行向东流，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水量越大，而引水工程量反而越小。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让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听林一山这么一说，毛泽东顿时心情为之一振。他用铅笔沿着汉江的曲线画了许多杠杠。当他的铅笔指向丹江汇入汉江的丹江口时，他突然画了一个圆圈，问：这地方行不行？林一山脱口而出：这里可能性最大，也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
毛泽东的笔端停留在丹江口，可以说正中林一山下怀。此前，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汉江防洪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出发，已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并基本确认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是开发汉江的最佳工程方案。不过，只是由于规划尚未完成，还没有向中央汇报过。
得到林一山肯定的回答，毛泽东高兴地说：“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勘查，一有资料就即刻给我写信。”
军舰快到南京时，毛泽东又一次对林一山说：“三峡问题暂时不考虑开工，我只是先摸个底。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为三峡练兵
在向毛泽东汇报丹江口水利工程之前，长江水利委员会眼中的汉江还是一条为害人间的恶水，他们规划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出发点，就是要根治汉江水患。
从1931年至1948年，汉水发生大的水灾有9次之多，11次溃口。1954年，长江发生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加速了丹江口水利枢纽的规划设计工作。这次大水，淹没农田47755万亩，受灾1888万人，死亡3万余人。毛泽东对此非常痛心，下决心根除长江水患。三峡工程再一次提上日程。
1954年长江大水过后，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线视察。途经武汉时，他用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
林一山对毛泽东说，三峡工程我们自己干并不太难，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
于是，在承担了南水北调工程源头的任务之后，丹江口水利枢纽的背后又有了三峡的影子。“为三峡练兵”的使命，使丹江口水库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
事实上，丹江口水库进入到收尾阶段后，80%的专家和工人，包括丹江口工程指挥长、湖北省省长张体学，都转战到作为三峡水利枢纽重要组成部分的葛洲坝，成为建设葛洲坝工程的班底。而葛洲坝工程又为多年后上马的三峡工程，培育出了一批足以担当世界最大水坝工程建设的专家和技术力量。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
1958年9月1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举行开工仪式，比预定的开工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
这一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各地纷纷提出“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一年开工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也是湖北省准备放出的一颗大卫星。
丹江口工程工期的设想是在当年10月份开工，保证1961年底完工，3年建成丹江口大坝工程，而且要“争取1960年完工”。稳妥起见，“对外宣传保证1962年完工，争取1961年完工。”事实上，丹江口工程前后用了15年才完成了一半。但在当时，没有任何人对“3年建成丹江口大坝工程”提出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