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是我们国家新建的最大的汽车厂，生产纲领是10万辆卡车，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从世界角度看我们也排在第三。但这个第三并不能说明我们先进，反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建厂思想的局限。西方汽车厂家的规模比我们的要大得多，但他们的产品多元化，80%是轿车，其余的是卡车。卡车根据运力的结构不同又分为重型车和轻型车，重型车占20%，轻型车占70%，中吨位的通用型车不多，只占10%。而我们二汽2.5吨、3.5吨的军用车占了4.5万辆，其余的5.5万辆都是中吨位的5吨卡车，这种生产纲领，世界少见。前面讲过，几万辆军车，我们的部队根本消化不了，剩下的就是单一的5吨车。这种车的好处是通用性强，在中国当时的公路状况下，有较强的适应性，不足之处是大吨位的货物拉不了，小吨位的货物又浪费运力。但就是这种车我们定下5.5万辆的规模，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虽然生产纲领这样定，但一汽和重型汽车厂建设中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在建厂方针上予以回避。针对他们的教训和二汽的实际，借鉴国外汽车厂家的一些有益的做法，我和饶斌等人都明确要用多品种系列化和按生产专业化模式替代综合性大厂。针对前面所讲的情况，我们五人小组和相关人员经过认真的讨论，制定了《第二汽车制造厂建厂方针14条》，1967年“14条”被一机部批准。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14条”中有很多“左”的和形而上学的东西，但主要精神特别是生产技术方面的方针是正确的，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产品系列化，搞多品种生产，满足国民经济多方面的需求。一汽是在苏联生产第一、使用第二的思想指导下建设的，追求产品单一，生产简化而忽视了用户的需求。我们提出产品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应用户需求，建立自己的汽车系列。产品要好用、好造、好修、省油、材料立足国内，技术先进，坚固耐用，低成本，系列化，解决大批量生产和多品种需要之间的矛盾。当时我们把设计产品的队伍拉到南京，在南京汽车厂试制。我们准备试制两种发动机，一种是直立式6缸，简称“直6”，缸径可变，有大有小;一种是V6，也是可大可小，去掉两个缸，就是V4，这样，我们搞了两个基本型，衍生出好多个品种。有了多样化的发动机，我们就可以生产多种不同吨位的汽车，基本实现了产品系列化。现在二汽能生产从1吨到几十吨的车，就得力于最初的系列化、多品种的建厂思想。
二是生产专业化。苏联的生产模式是围绕单一产品来的，它的生产机构、设备配置都是服务于单一的产品，一旦要对产品进行调整，所有的生产结构、设备都需要变动，非常困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臃肿僵化，不利于产品结构调整。一汽就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所以，解放牌汽车一个品种生产了30年，直到1986年经过很大的努力，才实现了转产。不是他们不想转产，而是因为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限制了他们。针对苏联的弊端，我们提出生产专业化，在二汽的大框架下，不搞综合厂而是分别成立专业厂。专业厂既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又是设计、试制和实验的阵地，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自主开发，自主经营，产品除供应二汽外，还可以供应别的厂家，当企业转产的时候，各专业厂就可以在自己的生产范围内进行调整，有较大的灵活性。但在一个大山里建几十个专业厂谈何容易。再说，很多专业厂在当时全国都是第一个，没有借鉴，27个专业厂，我们哪里有那么多的技术人员？于是我们创造性地在全国开展了“包建”二汽专业厂的做法。一汽是二汽建设的主力，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十几个企业也都承担了二汽专业厂的“包建”任务。靠这个做法我们在190平方公里范围的21条山沟共建了发动机、车架、车桥、传动轴、底盘、车厢、铸造等共27个专业厂。
三是大力开展研发工作。我们的汽车生产从一开始就是引进、仿制，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没有研发能力就意味着我们要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走，人家给什么，你才能生产什么，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受制于人。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有自己的研发机构，培养自己的研发人才，锻炼自己的研发队伍，创建自己的品牌。要搞研发，首先要有手段，所以在二汽我们建了汽车模具厂、设备制造厂、通用铸锻厂，能够自己生产模具，自己生产组合机床等研发新产品所必需的设备。拿组合机床来说，当时我们国家只有一家企业生产组合机床，我们向它定的设备不但不能按时到，而且质量很差，精度达不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的设备制造厂从德国引进技术，自己生产组合机床，现在二汽制造的组合机床质量全国第一。有了这些厂我们自己就能够铸模、压模、造出新的车型。其次要有研究机构，要自己解决设计的问题。于是我们又成立了技术中心，专门负责研究、试制等工作。我们还设立了工艺处，专门负责研发、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材料等问题，在那里我们解决了好多问题。如发动机曲轴自动线，从上料到锻造成型、精加工、自动校正，直到成品装车，一次成功；如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发动机的“TW”自动线和国内首创“发动机多面加工一次成型”自动线;如变速箱“薄壳生产加工”自动线;“WTS”整车道路模拟实验台等。这些对我们的生产、研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在整个研发工作中，我们二汽无论是设备的制造、车型的研究，还是各种实验手段都基本具备，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在世界上，也不落后。
在那个年代，搞研发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比如建“发动机台架实验室”就有不同的意见。在设计时是没有这个实验室的，但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将来研发的关键设备，非搞不可，于是就在发动机厂后面的小山沟里偷偷地建起来。我带着几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全国跑，到处找材料、买设备，终于把它建成了。这里面的实验手段和设备在当时国内是没有的，它对我国的汽车发动机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关键是还培养了一批有水平的研发人才。
根据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和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确定二汽建设要认真吸收国内汽车工业建设发展的先进经验，立足于国内，自力更生和技术引进相结合，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其生产技术水平要略高于国内当时的水平，也就是要略高于一汽的技术水平。要略高于一汽也是不容易的，一汽已建设了9年，一汽在建设之初，苏联给我们的设备在当时也是不错的，和苏联的生产水平相当。现在我们在二汽的设计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工艺、技术，这就需要大量的新设备、新技术。那么多的设备要制造，那么多的新材料要采用，光靠我们和一汽远远做不到，要解决问题就得靠我们国家的政治优势了。在我们汇报了困难后，国务院决定采取“聚宝”的方式来解决。通过“聚宝”，二汽采用了大量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成果。全国140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大专院校为二汽提供了40多项科技成果，600多个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为二汽生产了2万多台设备，还为二汽输送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从建成后二汽的设备、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等方面看，二汽的生产技术水平确实做到了建厂方针所提的高于一汽。
经过努力，二汽总算是建成了，但由于大环境的影响，仍然留下了许多教训和遗憾：在大山区建设现代化的汽车企业究竟是否科学，建在山里，敌人是否就打不着，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现代化的特大型企业，对水、电、交通有很大的依赖，人是社会动物，几十万人要生活，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购物、娱乐、上学、看病等最基本的需求必须满足，但在一穷二白的大山区这些都没有。过去强调“先生产、后生活”，但在人的最低生活需求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他生产的热情又能持续多久呢？等我们认识到必须满足人的生活需求才能使其保持工作热情时，除建工厂外，我们又花大力气来建社会——建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建商场、建医院、建公园、修马路，甚至火葬场，结果我们还是违背了当年进山的初衷——远离城市。我们建了一座城市。
炼 狱
二汽厂址定下来以后，我和齐抗在十堰组织对各专业厂进行具体设计建设，此时“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已经形成狂风暴雨之势。当时我们在大山里搞建设，二汽又是保密的三线工厂，所以受的冲击相对少一些。我是技术干部，满脑子想的都是汽车厂的建设问题，根本就没有想过“文化大革命”和自己这个“红小鬼”出身的人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将我的现实生活击得粉碎。
1967年4月，齐抗面色凝重地交给我一封电报，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勒令陈祖涛回长春汽车工厂设计院参加‘文化大革命’”，落款是长春汽车设计院“红二”造反派。我虽然在二汽参加建设，是二汽“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我的正式组织关系、工资关系都还在长春，我又多年在长春工作，所以那里的造反派盯上了我。齐抗关切地劝我不要回去，我却不以为然，心想：“我是小八路出身，1950年就入了党，回国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的汽车工业奋斗，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污点，工作中没有犯过错误。我是搞技术的，很少过问政治，又没有得罪过谁，我怕什么？回就回。”事实证明，我是属于典型的政治幼稚。我采取了自投罗网的做法，向长春回电，告诉他们我乘什么车，什么时候到。在回长春的途中，我在北京短暂停留去看望了我的父亲。我父亲1952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和中央编译局工作。由于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生活动荡，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现在主要以养病为主。父亲见到我后，向我介绍了北京“文革”的疯狂景象，他说：“我看到了斗争彭德怀时的残酷场面，对这样功勋卓著的元帅都是拳打脚踢，毫不留情，恐怕我将来的日子不会多了。”父亲从事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经历过党内的多次斗争，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远比我认识得深刻。面对心情沉重的父亲，我的心里也蒙上了厚厚的阴云。
我走后不久，事实果然如他所料，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江青等人插手武汉的运动，诬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镇压造反派”、“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陈再道揪到北京批斗，关进监狱。在批斗中联系到陈再道当年四方面军的历史——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的师长，勇猛善战，但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国焘，张国焘叛变的那段历史又是尽人皆知，这就开始无限上纲了，由此又牵涉到包括徐向前元帅在内的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将领。我父亲当年是四方面军的政委，那时虽然已时过境迁又休闲在家，但仍然没有逃过造反派的魔爪，也被他们揪斗了。仅仅一个多月，噩耗就传到长春，说他“畏罪服安眠药自杀”。那一年，他才61岁。而此时，我已身陷囹圄。当我表示希望去看望父亲并处理后事时，看押我的造反派恶狠狠地说：“他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有什么可看的，不准去。”
我告别父亲，从北京按时回到了长春，造反派们也按时在车站“接”我。他们连家也没让我回，就把我关进了厂里，从此我噩梦般的生活开始了。在关押的日子里，我每天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接受批斗。一汽厂内大会小会逢会必斗。这时候我的帽子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着对我的调查的不断深入，我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可怕，最后因为我在苏联留学、工作的历史，给我的帽子是“苏修特务”。这个帽子可是不得了的，鉴于中国和苏联当时的关系，苏联特务是最可恶的敌人。随着帽子的不断加重，对我的批斗也是逐步升级。开始是在我们工厂设计处几百人的小范围内，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以后就带到一汽的厂区内游街，再进一步就是带到厂外去游街。
我的家被抄了五次，在多次抄家后，我也变麻木了。我的家似乎不是我的了，他们想来就来，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但是我的爱人受不了，孩子又惊又怕，我却无能为力。几次抄家后，我的家里已经是徒有四壁了。
随着对我的调查的深入，造反派们对我的兴趣越来越大。我父亲的历史，我留苏的历史，我母亲(张琴秋，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文革”前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历史。我和李立三家很熟，和他的妻子、孩子关系都很好，还有很多当时所谓的“大黑帮”、“大叛徒”都和我家有往来。他们认为他们逮住了一个“大家伙”。既然捞住了“大家伙”，那就要榨出更多油水，这样对我的斗争就开始由文斗到武斗了。最先是让我双手举包装汽车零件的木箱，一站一夜。人的双手怎么可能长时间地举东西呢？我举不动了，木箱掉下来，砸在我头上，他们就强迫我再举，举不动了就用脚踢我，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下，他们骂我装死，强令我再站起来，我站不起来，他们就用钢丝钳子夹我的手。经过造反派们对我的审查，我最终被定为“苏修特务”，我的问题也由“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我被正式关进“1栋”。“1栋”是一汽建设时盖的第一栋办公楼，当时被用来做“专案组”办公楼，专门关押问题严重的“政治犯”，整栋楼由军人武装看守，外人不得入内。楼房共三层，“专案组”和军代表在一层，我们“政治犯”被关在二层。 “政治犯”每天晚上被带到“74栋”去审讯，因为那里比较偏僻，被打者的惨叫声不容易传出来。我关进去后也是每天晚上把我带出去审讯，对我进行毒打，一连十天，主要是要我交代在苏联的特务组织，要我交代谁和谁是什么关系，开展了哪些特务活动。我不是特务，没有特务活动我能交代什么？别人的事我不知道我能诬陷别人吗？我不说，他们就打。这是我自出生以来最痛苦、最绝望的十天。
我在“1栋”被单独关了半年后，1968年9月又被转移到长春工厂设计处生活间的一个地下室里，和工厂设计处的几名老工程师关在一起。后来我一个人被转到“108栋”关押，看押我的人由原来的解放军换成了厂里的职工。职工们可不认为我是特务，他们有很多人都认识我，所以我的环境就宽松了。
对我的所谓“苏修特务”问题，专案组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撤消对我的指控，他们又觉得太没面子，于是采取把我驱赶出去的办法，将我送到了我爱人所在的农村，吉林市桦甸县八道河子公社八大河子大队1小队。我在长春工作时，我爱人在吉林师大当教师，“文革”中大学也不办了，天天搞“斗、批、改”，后来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把大批的高校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去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爱人带着我岳母和两个孩子已经先离开长春到农村去了。这里距长春大约200多公里，吉林师大在这里的负责人叫周允昌，这个人正派耿直，关心同志。押送我的专案组找到周允昌，说是把“苏修特务”陈祖涛交给他管理，他说：“到我们这里来的都是‘五七’战士，要是特务，你们带走。”专案组的人碰了钉子，再把我带回去就更没面子了，只好丢下我，悻悻地回去了。至此，我噩梦般的日子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我的亲人身边，又可以开心地大笑，放心地说话，安心地睡觉，我重新得到了做人的人格和尊严。
此时的我刚刚40岁出头，但由于两年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我又瘦又干，面色灰黑，头发蓬乱，胡子拉杂，走路虾米似的弯着腰，身穿一件破旧的中山装，腰间扎着一根草绳，手上拄着一根棍子，看起来起码有60来岁了。桦甸虽然景色优美，但极其贫穷，老百姓的生活除了种点水稻、玉米，再就是靠到山林里砍柴、打猎换点油盐钱。村里基本上没有砖房，到处都是土房子和草棚子，队里给我们的房子是一个“干打垒”的土坯房，草屋顶，破旧不堪，窗户上没有玻璃，蒙的是一张塑料薄膜，大白天屋里也是黑咕隆咚的。和我一个小队的有好几名吉林师大的老师，其中有著名的古典文学教授杨公冀先生、外语系的戎易伦等几个教师。我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大家互相为对方在“文革”中的遭遇而扼腕唏嘘，又为自己脱离了迫害的魔爪而庆幸。共同的遭遇使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几家每年都要在一起聚会，以纪念那段难忘的日子。
在我的劳动安排上，很多老农看我的身体状况，都认为不应该让我下地劳动，生产队长耿从军说话了：“陈老师年纪大，身体不好，就别下地了。”被专案组整了这么久，被人打骂呵斥成了家常便饭，在那段时间里，我都麻木了。现在来到了农村，却遇到了这么多好人，正直的周允昌保护我，淳朴的农民关照我，我犹如从久不见阳光的冰窖中出来，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但我总不能不干活呀，队长问我会什么？我在苏联上劳动课时学过木匠，队长听说我会木匠，就让我帮队里的两个木匠干点活。我很虔诚地拜两位农村的木匠为师，然后在他们的指导下，自己动手筹备了斧、锯、刨、凿等一大套木工工具，背着个木箱子，有了乡村木匠的味道。每天早上7点多就出工去干活，当时主要是盖房子、维修一些门窗等。我和他们边干边聊，了解农村的逸闻趣事，倾听队里的家长里短，不时为他们的幽默发出开心的发自心底的大笑。我也学会了用纸自己卷“关东烟”抽，在辛辣浓烈的烟味熏陶下，眯着眼，充分地享受着劳动的快乐和自由。这个时候看到我的人，怎么也不会相信我是一个造汽车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乡土味十足的农村木匠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后，我思想极度痛苦，怎么也想不通，经常彻夜难眠。回想我来到农村的日子，是在最不自由中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是在人格扭曲中得到了精神的延伸和舒展。我决心不再回汽车工业了，但有时汽车总会在我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跳进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