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的选址与初创
1965年4月,一机部正式向中央写出报告,建议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内地建设一个能生产1—8吨汽车的生产基地。到了7月,又向中央和周总理报送了《第二汽车厂建设方案》。1965年12月,一机部正式任命了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这五个人是:饶斌、齐抗(原南京汽车厂厂长)、张庆梓、李子政和我。这个李子政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是一汽的八级工人,山东大汉,为人正派,敢说敢当,有水平有能力,在工人中很有号召力,一汽工人送他外号“李青天”。饶斌是我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毕生的贡献,被称为“中国汽车之父”。我们长期在一起工作,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说起来是五人小组,其实都是分散的。齐抗在南京,李子政在一汽,我在工厂设计处,张庆梓在一机部汽车研究所(长春)。
1965年下半年,饶斌和齐抗两人开始选址,从大足回来后,我也参加了选址。在此之前的1964年,我因为四川大足汽车厂的建设到法国考察,在巴黎就接到饶斌从国内打来的电话。饶斌当时是一机部副部长,也是我在一汽的直接领导,我们两人之间互相了解,工作上配合得很好。他在电话里说:“我被任命为二汽的厂长了,你也来,咱们一块干吧。咱们再干他一个汽车厂!”听到这一消息我也很高兴,作为一个技术干部,最大的追求就是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干,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中。自从回国后,我已经先后在一汽红旗轿车、越野汽车、古巴汽车配件、国内汽车厂整合、四川大足重型汽车等多个岗位上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二汽是我国将要建设的最大的汽车厂,在那里能发挥我更大的作用,我当然愿意去。再说二汽的厂长又是我的老熟人,我哪有不去之理。饶斌见我同意了也很高兴,他叮嘱我在国外要尽可能地多看一些汽车厂,多吸收一些人家的先进技术。1965年回来后,我把大足汽车厂的选址建设等事安排好了后就直奔湖北郧阳。
选址开始时,中国已是政治阴云密布,山雨欲来,当时中央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要求是具有“左”的味道的“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们当时就圈定了湖北、湖南、陕西、贵州、四川等5个省。在此基础上,我从有利生产、方便运输的角度考虑,提出厂址要在铁路公路等交通沿线,要有较大的水源。我从大足来到湖北时,饶斌和齐抗已经开始选址并跑了好多地方,我是五人小组中负责技术和工厂设计的,所以在选址上我要补课,我带着吴庆时沿着他们走过的路线又重走了一遍。
我们在湖南湘西武陵山区的宸溪、芦溪、沅陵踏勘,就是当年解放军剿匪的那个地方,那里山高洞多,《乌龙山剿匪记》就是在那里拍的。我专门到那些洞里去看了,那个地方做土匪藏身洞可以,但建设现代化的汽车厂就不具备条件了。我在四川綦江齿轮厂看到,从国外进口的精密设备在“山、散、洞”的要求下,被放在大山洞里。结果因为空气湿度太大,设备生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我是反对进洞的。二汽是机械加工型企业,设备成千上万,再大的洞也放不了,况且潮湿问题也解决不了。
我们又从成都到重庆,再到贵阳,尽在大山里转圈子,最后,得知国家将修建从湖北襄樊到四川重庆的襄渝铁路,在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我们确定在湖北西北部的山区选址,大致从湖北的襄樊沿汉水向西一直进入巍峨的武当山,再向西进入秦岭地区。当时铁道部副部长彭明要为襄渝铁路选址,他从成都沿秦岭向南,我在陕西与湖北交界的白河县等他,然后和他一起走,这样,我们选的厂址就会始终和铁路在一起。在白河会合后,我和他一路向南,进入湖北,沿着武当山的北麓穿过郧阳到了郧阳和襄樊交界的谷城县一个叫石花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俩分手。这一路踏勘,我看中了郧阳这一带。它背靠大山,紧邻即将修建的襄渝铁路;滚滚汉水从身边流过,可以提供丰富的水源,足以保证生产和生活;襄郧公路从襄樊大平原往西,一直通向郧阳的大山深处,交通方便。于是,初步意向就在这里了。
我们选址小组共4人,李效时、何方、李岩朋和我。我们开着一辆北京211吉普,拿着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沿着李宗仁抗战时期修建的“老白公路(郧阳的老营到陕西的白河),在深山里逐点勘察,有的地方没有路就下来走。有一天,吉普车在狭窄崎岖的山道上开,一位在路边砸石头的老太太突然站起来横穿公路,司机猝不及防,只得猛打方向盘,猛踩刹车。吉普车闪过老太太,尖叫着刹在公路边上,我和司机把头伸出窗外一看,顿时一阵头晕,吉普车的车轮紧挨着公路的边,路底下是万丈绝壁,垂直下去,深不见底。司机吓得两腿发软,几乎下不来车。要是动作再慢一点,或司机处置失当,那我们就没有今天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我们在鄂西北和陕西南两地踏勘了20多个县,访问了80多个部门和单位,搜集了铁路、公路、航运、地形、地质、水文、气象、灾异、水电、工农业等多方面的大量资料,经过综合分析,将厂址初步定在郧阳地区一个有近百户居民叫十堰的小镇。
十堰因为历史上建有十个蓄水的堰塘而得名。这里群山环抱,呈放射状分布着众多较宽阔的山沟,每一条山沟都向心地汇聚到这个几十平方公里的小镇。小镇离汉江27公里,有公路相通。十堰西南20公里的黄龙镇有一条汉江的支流叫堵河,水流较大,可以满足设计大纲需要的生产和生活用水。十堰东北80公里就是中国最大的内陆人工湖——丹江口水库,90万千瓦的丹江电站是距二汽最近的电源,二汽开工建设的电力可以依靠这里。设计中的襄渝铁路在十堰有一个车站,交通不成问题。十堰向南距襄樊200多公里,距华中重镇武汉494公里,和这两个大城市相邻,有利于人员和物资的集散。十堰的四周都是大山,符合中央靠山、隐蔽的建设原则。十堰的地质和水文、气象等方面条件也比较好。就地质而言,十堰避开了武当大断层,没有发生大地震的危险,工业建筑设计可不采取抗震措施。十堰属南北气候交接地区,冬天较暖,取暖季节短,夏季高温天也不多。十堰历史上曾发生过1935年的7天7夜的大暴雨,所以在防洪上要采取措施,要按50年一遇的标准,对十堰的25个水库加固,疏通8条河流。在我所跑的山区里,就这个地方基本符合建设大型汽车厂的要求。
初步意向定下来后,我们马上向一机部写了选址报告。1966年4月,林乎加来检查工作。二汽建设工作由当时的“小计委”直接过问,林乎加是“小计委”的副主任。他听了我们的汇报,看了我们的选址报告,满脸的不高兴,把我和何方叫到房里,狠狠地批了我们一通:“陈祖涛,你们怎么选的地方,我们的原则是要进山,你这是山吗?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精神你根本不了解。你们要再往山里走。”选址的时候我主要考虑生产的布局要科学合理,对于山的大小的确没有过于看重。十堰地处武当山北麓,虽然是山区,但尚属丘陵地带。我们选定的地方,山的标高都只有50米左右,确实不够大,但特别有利于厂房布局,将来有利于生产。其实他们对于山的理解过于教条。“文革”后,我到美国去访问,看到美国人从卫星上拍的我们二汽的照片,哪个厂在哪里,一清二楚,这说明,你进再大的山人家也看得见。从现代科学角度说,看得见就打得着。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时的进山,而且是要进大山,进深山,毫无意义,只是吓唬自己,徒然增加建设的成本和难度。
我赶紧给在北京的饶斌打电话,把林乎加的意见告诉他。饶斌也紧张了,他马上从北京赶来,我和他一起再向深山里走。我们向西穿过郧阳地区的竹山、竹溪,进入陕西境内,一路上都是连绵起伏重重叠叠一望无际的大山,这里已是中国著名的秦岭山系。过了陕西白河的牛瓦山,再向前,又过了两座山,这两座山之间相距就有10公里,山够大了。我看了一下地形,认为不符合建厂的要求,于是再向前,到了陕西的安康。再从安康出发,沿着秦岭的山间小道,一直到了汉中。那个山就更大了,这是战国时代从陕西到四川的通道,也是李白《蜀道难》里写的那条道。这里山高壁陡,公路如玉带缠腰,山峰似利剑直指青天,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公路就是从山腰向里凿进几米,路外就是万丈悬崖,真如《蜀道难》诗里所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路边往下看,净是悬崖峭壁,有的地方崖壁接近90度,我这才理解了李白所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周围几百平方公里,除了高耸入云的山峰,基本没有适合建厂的平地。山的高差近千米,铁路怎么进来,没有铁路,每年几百万吨的物资进出怎么解决。而且,这种地形生产车间怎么布局?年产10万辆车的厂房有150多万建筑平方米,生活宿舍100多万建筑平方米,这里怎么可能盖这么大的厂房,这么多宿舍?这样的地形绝对不能建设大规模的汽车工业基地,就是劈山也办不到。我对饶斌说:建工厂,尤其是建二汽这样特大型的汽车厂,必须要考虑到长远,这可是百年大计呀,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我是坚决不同意在这样的大山里建厂,这简直是开玩笑。饶斌是一个政治性很强,很讲原则的干部,他也认为,这里不能建厂,我们要对党和人民负责。于是我们决定:走,回郧阳,到老营去。
到了老营,齐抗也赶来了,我们三个人研究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向一机部汇报。当时我们从将军河到黄龙镇,从十堰到丹江口,一共做了20多个方案。核心是三摊,一摊是将军河,一摊是黄龙镇,一摊是十堰。
为了在我们的方案中选出最好的厂址,1966年10月,一机部牵头在老营召开了二汽选址现场会议,有国家计委、建委、一机部、汽车局、设计总院、湖北省委、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及30多个设计单位的设计人员和二汽各专业厂的筹备人员等500多人参加。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主持会议,会上争得一塌糊涂。其中有很“左”的,提出二汽要进大山,进深沟,进山洞,车间与车间距离不小于1000米,建筑群面积不超过20000平方米,要炸不垮,打不烂。没办法,我们五人小组开会拿主意。将军河和黄龙镇两个地方靠山,但不好建厂,十堰地形最理想,但山小了点。我是坚决的十堰派,李子政坚决支持我,饶斌也是赞成我的方案的。第二天,我就要代表五人小组做主导发言,我和饶斌商量该怎么讲。饶斌说,你就按你的意见放开讲吧。我又向孟少农征求意见。孟少农是留美的,也是清华大学汽车系的创始人,他是支持我的十堰方案的。他告诉我:你的方案是以总装为核心的蜘蛛网式的布局,这样讲,明白易懂,大家也容易接受。我接受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我放开讲,一气讲了几个钟头,把每一个方案的优劣做了详尽的分析,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基本上都是我在介绍情况。这一次对于我来说,就相当于大学毕业时的答辩一样,与会的代表不断地提问,我也在不断地回答、解释。最终大家都不再提问,基本赞同了我们的选址意见。当然会上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坚持战备观念,厂子要分散,但稍有工业生产常识的人都不赞成他们的意见。结果我们的十堰方案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建厂地址定在十堰东西长2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