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鼻子缠桩
    1958年初，水电部和湖北省决定丹江口工程上马，调当时武汉水利学院的党委书记、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任士舜出任丹江口工程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由于技术人员严重短缺，于是任同学院领导商定，调水工建筑系四年级和施工系三年级约200人支援丹江口工程建设，并成立丹江口教学基地办公室，我任办公室主任。   
    1958年9月工程开工。工程碰到的头一个难题是围堰防渗问题。在原技术设计中是采用钢板桩防渗的。可是，工程已经开工了，钢板桩还没有着落，有人提议以木代钢，可是木板桩同样不现实。任士舜当然最着急，不自觉地流露着某种畏难情绪。
    张体学省长认为任士舜思想不解放。当时全国正在拔白旗，反对只专不红，省长提出要拔白旗并批评了任。任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我的思想不解放，自己就像牛一样，鼻子被一条绳子系在钢板桩上，老是解不开，总绕着桩转，越转越紧，最后鼻子被紧缠在桩上，一动也动不了。”任检讨后，张省长可能考虑需要加强领导，于是改革了领导班子，取消了工程局，成立了丹江口工程总指挥部和党委，张省长任总指挥兼总党委书记，任土舜任第二书记
    以土赶水
    板桩不能落实，省长发动大家解放思想，出主意、想办法。于是有人提出：“以上赶水”。先用土把第二期围堰所包括的范围填起来，将水赶走，然后从中间挖出个基坑。现在听起来好像是笑话，但当时正值浮夸风盛行，确实受到包括省长在内的一些领导人的赞赏，认为这个方案可行，符合上法上马的方针。似乎它一不要板桩，二不要技术，殊不知土填下去变稀以后，要用肩挑人抬挖上来，工程量多大，且这个方法，并未能解决围堰防渗问题。
    记得当时在“解放思想，敢想敢说”的口号下，有个技术员提出3年建成丹江口工程的不切实际的计划，竟受到了个别领导的赏识，可见，那时许多人都不懂得“敢想、敢说”同“胡想、胡说”不过是一墙之隔，即真理只要超越一步就变成谬误的道理。
    危险关头
    1959年汛期，右岸土石围堰紧张的抢险局面，迄今历历在目，心有余悸，不能忘怀。
    由于围堰不是按原先的技术设计施工的，而是水中填土抛石而成，没有防渗设施，纵向围堰外侧，曾采用黄河上防汛的办法，铺柳排并抛石护脚。但该处水深流急，流相复杂，河底不平，质量难以保证，围堰基础特别是纵向围堰靠近上游横向围堰的一段，防渗能力极差。
    造成围堰渗水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围堰加高与基坑排水同时进行。基坑的抽水机有许多台，各台的排水管是通过纵向围堰顶部将水排人汉江。在围堰加高过程中，有的排水管未予拆掉，被埋入围堰体中。因砂土与钢管难得密合，容易造成渗水通路。
    5月初的一天，洪水猛涨，江面洪水离围堰顶高不到1米，纵向围堰发生渗水，指挥部动员职工下基坑抢险。我带领了在教学基地集中上课的一部分同学参加了抢险，当时在基坑的人员有张体学省长、任士舜书记、总工程师赵钟灵等。
    正是在纵向围堰靠近上游横向围堰的地方先发生渗水，继而发生管涌，渗流量越来越大，最大时水流速的直径足有20厘米大。内行都懂得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不能及时堵住，几万人半年多的劳动形成的基坑，基坑内的拌和机、抽水等设备顷刻之间将化为乌有，在场的入包括省长在内都要进鱼腹。在这危险关头，张省长镇静而严肃地指挥着大家抢险。包括任士舜书记、赵钟灵总工程师在内的全体人员，都视省长的意见如军令，齐心协力，拚命装砂包、扛土袋，往管涌处填，围堰外侦Ij用木船盛满土袋沉下去，最后终于把管涌堵死了。当时天色已黑，第二批人员来换班，我们才离开基坑。
     以“丹江人”为自豪
    1958年10月底起到1959年8月止，同学们几乎挑起全工地的基层单位现场值班的任务，他们日里夜里，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和工人们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在防汛抢险中，在土石爆破中，在灭火救灾中都少不了他们。
    这批同学在丹江口工地期间，劳动多了，理论学习少了，但同学们和青年教师同工人们一道研讨试验，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结出不少的技术革新之果，对工程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水中填上修筑围堰时，需要在水中抛石护脚。开始是人工抛石，劳动量大且效率极低。后来师生和木工江哲民共同设计自动抛石装置。经过反复试验，达到预期的安全自动抛石的目的。学生欧芝芳等和工人们共同努力研究，修复了14台振捣器，保证了丹江口工地混凝土纵向围堰浇筑的顺利进行。
    这批同学于1959年秋季回校，他们自称是“丹江人”，事事争上游，处处做表率。应该说是师生经过丹江口工地战斗洗礼的结果。
    惨痛的教训
    丹江口工地头一年发生的几件事，位我对“知识就是生命”这内涵了解得格外丰富、形象和深刻。
    在爆破工地上，一个青年技术员由于爆破知识不多又缺乏实际经验。有经验的爆破人员都知道，用电力起爆的话，要用导线将各爆眼的雷管脚线联接起来，按串联，并联或混合形式做成起爆网路。网路接好后，要用测定雷管的仪表对网路进行导通检查，输出电流不得超过50毫安。该技术员便想当然地用于电池检查，干电池的电流可达l安培，超过规定20倍，结果顷刻之间，药包全部起爆，当场炸死10人，伤几十人，他自己也受重伤住院。这是—个惨痛教训。
    在黄土岭上，民工团用爆破法松土，施工系学生何子璋担任技术员。为了放炮时躲炮，民工挖了一个深坑作为掩护体，搭上树枝，再盖上土。本应布置在最小抵坑线即土石抛掷方向的反面，而民工不懂理论，何子璋事前又没讲清楚，等他带领民工装药联网完毕，准备放爆时，发现掩护体布置反了，时间来不及改，想将就一下，点爆后自己最后一个进入掩体。不料一声爆响后，一块大石正落到他的头顶上，将松树干轧断，松干断头正压在他的胸椎上，当时昏迷不醒，需立即送武汉治疗，但怕路途颠簸中将中椎神经折断。为此事我和刘天民秘书长多方奔跑，经过省府和学院的努力，用—辆防振救护车将何送到了武汉，治疗结果，生命保住了，下肢却瘫痪终身。
    还有一次在左岸的民工住地上，民工来自四面八方，各路人马汇集工地，号称10万大军。当时工地居住条件极差，施工人员全住在油毛毡棚内，冬不避寒，夏不避暑。民工住的是茅草棚，睡地铺，棚间间距很小，根本没有考虑消防要求。一个晚上，来自淅川县的第7师的工棚里，一女民工不慎碰倒油灯，引起大火，结果殃及隔壁以及相邻的几栋毛棚，烧死30多人，还烧伤了不少人。这场火灾惨不忍睹，农民不敢收尸，最后主要是靠我们带去的学生打扫现场的。
    以上的几件事涉及的知识并不深奥，有的是常识，可是在关键时刻，知识就是生命。一个施工队伍的平均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不仅直接关系着工程质量、速度和造价，而且关系着工程和人身的安全。无怪乎国外工程招标中，选标不仅看标价的高低，包工队的平均技术水平和文化程度的高低，也是能否中标的—个重要因素。（作者 吴家栋 单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