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中对“关”字的一种解释是：“古代在险要地方或国界上设立的守卫处所”。而“寨”的解释是：“防守用的栅栏”。关和寨都是为安全而设立的防守场所。
      十堰境内多关和寨。如郧县的郧关、白桑关、马塘关、黎子关、青铜关、西峰垭关和同郧县接壤的淅川县荆紫关及郧县郧西间的界牌关；郧西县有李四关、鸡岭关、马鞍关和陕西山阳县交界的漫川关等。叫寨的更多。有郧县的梨花寨、寨湾寨、王河寨、马山寨、鹰爪山寨，同郧西交界处的焦赞寨、孟良寨；郧西县有金花寨、廖家寨、北山寨等。在郧县白桑关以东地区，从滔河入丹江的交汇处起，沿着滔河流域和丹江西岸上行，直到同陕西省交界处，几乎每座山头上都有寨。这些寨都依山据险而筑，有用黄土夯筑的如郧县梅铺镇的王河寨，同梅铺接壤的淅川县滔河乡全营的上下寨。多数山寨是块石砌成，如梅铺马山寨，谭山的分赃岭寨等。无论土夯或石砌，寨墙都是高数丈、厚丈余，其坚无比，虽历经千百年现仍历历在目。寨都有寨门，平时多数寨不住人，只定期储水、备滚木擂石备用，已经超出了寨是栅栏的本意。也有的寨已发展成城堡，寨中有箭楼、碉堡、住房、水窖、粮库等，如梅铺镇的寨湾寨。
      十堰的关和寨为什么如此之多？首先因其是华夏文明发祥地的地位所定。境内发现的梅铺人、郧县人、白龙洞人等古人类，充分证明了这种地位。《史记》是我国最早的历史记录，其中就有“南阳西通郧关”的记载，足见其历史悠久。郭沫若《中国史稿》中“尧子丹朱封于丹水”和《竹书纪年》说：“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显示自“五帝”时起，十堰地区就被贵族辟为“封地”。1978年淅川下寺楚令尹子庚墓发掘和近年“南水北调”考古考证：楚国最早的古都建在现丹江库区内的“丹阳”。《史记索隐》中说：“所谓丹阳淅是也”。究其位置在已淹没的淅川县老城附近，即丹江之北（阳）和淅水之南的岵山下三角地带，同郧县的梅铺镇隔江相望。正是这里实现了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融合，孕育了华夏文明。
      其次是十堰的战略地位决定。《吕氏春秋·石类》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其“丹水之浦”正是丹江流域包括十堰在内的广大地域。有史料说春秋时十堰境内出现了很多方国：郧县境内的麇国，竹山境内的庸国，房县境内的房国，原均县境内的纹国等，各国的面积都不大，都设卡筑寨以加强防御，就形成了关寨林立的格局。他们之间相互兼并的战争时有发生，公元前616年春，楚穆王派兵“败麇师于防堵”（郧县境堵河口一带）。后又“复伐麇于锡穴”（郧县五峰乡拦马河一带）。公元前616年，“庸人率群蛮以叛楚，攻楚至斧山”（郧县境雷锋垭西北）。古时战争双方都要“安营扎寨”，占据有利地形，再据关凭寨或对峙、或争斗，斩关夺寨定胜负，促使了十堰的关和寨空前发展。《中国史稿》载：楚在统一时灭掉的属国有40多个，南将国土拓展到长江流域，北在十堰境与秦长期对峙，形成“朝秦暮楚”的局面。于是秦设“武关”以防楚，楚设“荆紫关”以拒秦，秦楚大战多次发生，《史记·楚世家》说：“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遂取汉中之郡”。《史记·屈原列传》中载：“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出武关南巡，由郧关返回，可见十堰战略地位的重要。
      再次是十堰的特殊位置所致。丹江是我国内地唯一的北南流向大河，是南北交通的一条捷径，历代都是运粮调兵的通道，水陆并行十分方便。北宋灭亡后，丹江成了金、蒙南下的通道，十堰地区成为南宋北疆边界，公元1141年《绍兴和议》规定：宋割唐州、邓州、商州等地给蒙，这样，丹江以东为蒙所占，丹江以西的郧、均、房成为南宋阻蒙兵南下的前沿阵地。公元1274年，襄阳失守，蒙军即顺江南下，两年后南宋灭亡。在这130多年间，十堰地区百姓协助守边军队，运用河北军民抗金时建立“五马山寨”牢固阵地的经验，依托境内诸多的山寨工事，有效阻滞了蒙兵南下。所以，在丹江东岸的山头上少有山寨，而丹江西岸山寨却比比皆是。如今，这些山寨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为十堰留下了一道别致的风景线。（陈文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