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春风得意
  汤文选1925年出生于湖北孝感市，1946年毕业于武昌艺专，1951年进修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1952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历任湖北省美术院副院长、湖北省书画院院长等职，现任北京中华炎黄书画院副院长，寓居北京。 
    1953—1956年，汤文选创作的《婆媳上冬学》、《喂鸡》、《说什么我也要入社》、《送粮路上》四幅作品，连续在全国美展上获奖，作品因在国画界具有空前高度的创新，均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汤文选本人也受到国内外美术界的关注，被誉为“紧跟时代的青年画家”。

    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首发美术邮资信封，共28枚，其中《婆媳上冬学》编为第1号，而许多其他大师的作品反倒编在后面，例如徐悲鸿的《喜鹊登梅》为第5号，齐白石的《虾趣》为第11号。可以想见，当时汤文选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之巨大。此时汤文选年仅32岁，可谓春风得意。

 

    磨难人生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1957年风云突变，仅仅一夜之间，“紧跟时代的著名青年画家”即成了“资产阶级右派”。1958年，汤文选被下放农村改造。就在这一年，他的大儿子汤成(12岁)因无人照顾，钥病交加，竟至夭折。汤文选还未从失子之痛中走出，1959年，一次严重的工伤压断了他的第12根脊椎骨。重伤之下，“监管者”竟然拒绝他回城就医，结果落下了终身残疾，永远直不起腰来。

    人格的屈辱、身体的病痛、体力劳动的重负，强制、占据了他的有形的生命，但却不可能灭绝他追求艺术的意志。白天不能画，他晚上偷偷在油灯下画。他画喂猪的农民、画放鸭的青年……艺术是他的精神生命，尽管他肉体的生命几平是逆来顺受。

    1961年，汤文选的右派帽子被摘除，他回到了艺术学院的工作岗位，以残疾之身继续创作。1963年，他创作的《天空任鸟飞》入选《现代人物画选》；1964年，他与人合作，创作了四幅人物画《白手起家》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原作又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汤文选的厄运重又开始。他的人物画被“上纲上线”，变成了“反革命毒草”，他又重新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一

家，妻子和三个孩子，全都被牵连。

 
    署名的《渡头春早》留给了我父亲

    1972年初，汤文选先生从武汉被人监督到湖北房县进行劳动锻炼和世界观改造，恰好我的叔父丁维藻当时在房县文教局任局长，他在我父亲丁维荣(房县文化馆的专职画家)那里了解到汤文选先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全国著名的国画家，及其一些坎坷经历和身体状况后，对汤先生十分敬仰和同情，便想方设法，巧妙把汤文选先生争取在房县文化馆进行“世界观改造”。

    由于汤先生有专人监督，为了保护汤先生，丁维藻布置由房县文化馆来负责监督人的食宿及汤先生的住宿，而汤先生的吃饭、洗衣都在我家。

    我父亲在省城工作时，就和汤先生多有交往，他们二人又同是中国画家王霞宙的学生，他们在绘画交往中结为画友加兄弟的关系。我母亲段正芳当年在省里工作时，参加过汤文选先生任教的美术培训班学习，他们是师生关系。

    我父亲丁维荣不惧政治牵连，多次与汤文选结伴到房县南山、神农架及竹山县柳林峡写生。汤文选先生压抑的心情在大自然中和基层书画界的爱戴中得到净化和抚慰。

    汤文选先生在写生途中，劳动人民不畏严寒、战天斗地的豪气再一次激发起了汤文选先生创作欲望，回到房县文化馆，他便专心致力于《渡头春早》创作工作。离开房县时，他把《渡头春早》署名后留给了我父亲作为纪念。

 

    署名权被剥夺的《渡头春早》

    回到武汉后，汤先生又画了第二幅《渡头春早》，参加全国美展。由于当时美术作品不能署名，汤先生再作的这幅《渡头春早》在展出时就成了没有署名的无款画作。

    自己的绘画作品为什么不能署名呢?这是因为当时文化部的主要领导为了迎合文革极左政治需要，作出了艺术家不能在作品上署名的规定，理由是农民种稻谷，没有在谷子上写名字，工人造机器，没有在机器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而美术作品署个人的名，是突出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要批判。所以在那个时期，美术作品就不能署名。

    俗话说：“树怕伤根，人十白伤心”。《渡头春早》同一款式、同一内容、一样的规格，但是送人在先，展出在后，加之署名权被剥夺，画家的心情和人格遭受的打击和挫伤之状难以言表。事隔二十二年后的1995年，汤文选先生才在《渡头春早》上补款：“此余二十年后，所作当时署名之权利被剥夺，今日重提画心，感慨万千。”

    去年5月份，我在清理父亲的画作时才无意发现了汤文选先生的《渡头春早》。

    笔者愿《渡头春早》孪生画作能早日汇合，最好能够同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