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人：匡梅 年龄：29岁 性别：女职业：自由乐手 实录：见习记者 于祺

19岁那年，我从四川省某艺术中专毕业后，去了泸州市一所小学教书。成为这所学校第一位专职音乐老师。

我并不打算在那里呆一辈子，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自由的乐手，能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酒吧里驻场，然后通过一场比赛让自己红起来，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有一段受苦的经历，这样别人会比较重视我。

半年后，县里某机关的一位公务员李凯闯进了我的世界，他通过关系把我调到校长助理的位置，我可以自由地到成都、重庆等地和那帮乐队朋友“嗨”上几天。

一年半后，我成了他老婆。

结婚之后，我才发现，睡在身边的男人，无法融入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对于一个喜欢艺术的人，特别是女人来说，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

李凯能和我谈某位明星新出的唱片，却无法知晓甲壳虫乐队的音乐结构；他可以随意地唱出港台歌星的歌曲，却无法领受恩雅歌声中所蕴含的魅力，我所有的唱片在他眼中看来只是仅供消遣娱乐的摆设，而不是生命的呼喊。

我曾劝他试着和我们一起玩音乐，但他却说让他专注于那些“靡靡之音”对他简直就是一种折磨。记得有一次，我们争吵过后，他将我珍藏的二十多张原版唱片掰碎，看着一地的碎片，我欲哭无泪。

一年后，我生下了儿子。产假过后，李凯让我从学校辞职。我拿着他给的五万元钱去成都加入了朋友组建的乐队，做了贝斯手。而李凯，则每个月来看我一次，这让我轻松了不少。

搞艺术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异性间不能就同一话题聊得太深。一旦“说到重点”，总会产生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为了共同的追求与理想”抛夫别子的情况在圈内并不罕见。

刘容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在乐队里打康加。他的女朋友和李凯一样，视音乐为靡靡之音。

在一个演出后的晚上，其他队友都回到了家中，我和刘容却回到了排练房。在喝完一打啤酒后，刘容向我说出了对生活的不满，正当我欲说出我的苦恼时，刘容的嘴唇已经凑了上来……

半个月后，李凯又来了，此时的我已经没有了“久别胜新婚”的激情，两天后将他送走后，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排练房，和刘容创造着音乐的同时，继续创作着“爱情”。

2003年，我和刘容去了上海，加入另一个乐队，并在那里继续我们的“双重创造”，李凯不能再“频繁”的跑来看我，我和刘容可以尽情地放纵。次年2月，我为他生下我们的私生女。

纸毕竟包不住火，2005年夏天，李凯突然到上海。那天他带着儿子在我门外一直等到晚上12点。当我和刘容牵着手走到家门时，女儿开门后的一声“妈妈”，让李凯一下子僵住了，身边的儿子欲扑向我，但最终被他死死拉住。沉默了几分钟后，他抱着儿子头也不回地冲下了楼。

当我回到泸州时，从李凯呆滞的目光中我知道已经没有机会挽回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完字后，我回到上海，我失去了儿子，至少要保证女儿的成长。

但面对我的结婚请求，刘容拒绝了。他说，如果现在结婚，李凯再找上门来，生活势必被搅乱。我只好和他继续过着同居的生活。

“我觉得我们都太累了。”当年底，刘容向我提出分手，如果说没有女儿，我可能会接受这样的事实，但对于一个没有正式名分的孩子，却要让她和父母分开，我不忍心啊！但刘容坚定地说，他不会娶我。

一周后，他把女儿送回了成都，随后去了浙江；而我一气之下回了重庆，在姨妈的引介下，到一家私人艺校重操本行，教起了器乐。

2006年春节，我结识了学生的舅舅陈山，面对他的执著与热情，我说出了我的经历，希望他能退却，但他却说不在乎。

三个月后，我再次走进婚姻的殿堂。

然而，这种平静还没有维持到两年就被打破了。今年2月底，我在上海时的一个乐队队友告诉我，刘容因在酒吧里把别人打伤了，对方没有报警，只是让他拿13万元钱。

当天我打电话问刘容有没有这回事，他沮丧地说，他东拼西凑也只凑到了7万元，还差6万，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内给对方赔偿，对方就会报警。最后他哭了：“我知道你恨我，我甚至不敢给你说，但你不会残忍到让孩子没有爸爸吧。”听到这话，我心一下子就软了，要是没有女儿，枪毙他都与我无关。

但当时的我手里只有3万元存款，凭我在重庆的关系也借不了这么多。最后，我偷偷地拿出陈山的存折取了3万元钱，一并打到了刘容的账上。

几天后，陈山发现了存折上数目不对，面对他质疑的目光，我没有勇气说谎。“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能容纳你的过去，但却不能接受你背着我做这样的事，我算什么？”最后，陈山冷冷地告诉我，那3万元钱他不会再追究，因为那钱经过我的“折腾”已经不干净了；而对于我，这3万元“买”来的是一张新的离婚证书。

上海的乐队朋友表示欢迎我回去，这也许是我目前的唯一选择。我不知道我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音乐带给我了心灵的快乐，但在这里面也让我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我希望到那里后，翻腾的黄浦江能将我心中的悲伤涤荡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