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科多所书清圣祖康熙遗诏

雍正即皇帝位，一直为古今中外史家所探讨。与坊间一直留有的胤禛生性暴戾、弑父荼弟的野史不同，近年来这番争执实际上源于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近日各电台又开始热播，试论之。

小说《康熙王朝》指，康熙60年，玄烨于皇榻之上将遗诏示于发小魏东亭（此人物在《清史稿》中并无记载，乃是二月河根据曹寅杜撰的人物，研拟史实的人实在要注意区分），东亭大人大惊“啊，居然是他，想不到啊，想不到……”，意谓为胤禛出人意料地即皇帝位埋伏笔。

至于小说《雍正王朝》就更不必说，指明朝降将之后代隆科多并非民间所述为胤禛之同党，而实为康熙苦心积虑保有的一代托孤之臣，遂在终末交遗诏于隆，置“正大光明”匾后，以防其他阿哥谋夺皇位。 虽然包括阎崇年等学术明星亦不敢妄加判断，但我基本反对这种说法。需要说明的是，试探究雍正即皇帝位之合法性，与否定雍正在位期间的历史贡献，并无矛盾之处。比如李世民杀建成、元吉，又比如朱棣杀朱允炆，法理上的伪正统并不妨碍唐太宗、明成祖成为卓有功绩的帝国BOSS。

雍正即位，最硬的证据当属遗诏。根据清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56年11月，康熙下遗诏，总结一生得失，但并未提及储君的问题，甚至在文末，康熙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意思是，我这篇上谕准备了10年了，以后如果有遗诏，也就是这些了，暗示不会有遗诏。

而康熙死后，隆科多拿出的遗诏就是著名的传位诏：“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打上标点：“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这篇遗诏在程序上有较为严重的问题，当然不是改“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这么简单，而且传位诏第一语言是满文，没那么好改。

一般而言，史界比较认可：皇帝在时，诏即为谕，也就是说皇帝没死，发的诏就是皇帝说的话，但如果皇帝死了，那就不一定了，甚至绝大部分诏书并不是自己的本意，比如我们知道历代皇帝在死后都会发一个遗诏，总结得失，实际上都知道并非自己所写，而是由亲信的大臣所书，这在明清两代非常普遍。比如顺治著名的“罪己诏”。

为什么皇帝的遗诏并非本意，这里面有多种原由，最主要的，莫过于皇帝真的无法容忍以苛责之言诟责自己，中国历来没有自省的人文传统。还有便是因为中国皇帝这个职位虽然很有前途，但确实是非常艰难和孤独的工种，皇帝不会完全信任任何一个人，所以特别重大的事情像立储，一旦有了决定，便会在自己清醒的时候诏告天下，以稳定形势让储君顺利即位；当然，常常碰到自己一不小心死了心里也没想好谁即位的情况，那就不会公布储君人选。

康熙清醒的时候没有公布传位诏书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历经胤仍二度被废之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夺嫡，始终不确定继任人选，实际上是给所有阿哥们机会，作为英明领袖，康熙绝对不可能不了解，但到死也没有亲口指定接班人，唯一的解释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想好，或者是，皇子之中的那个人还没有调教到位。

接着是最关键的程序问题，无论是皇帝临死前口述的遗诏，还是皇帝死后托孤大臣代书的遗诏，必然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者，是不止一位大臣在场，也就是作个见证，比如我们都知道的，顺治死后托孤于索尼、苏克萨哈、鳌拜、遏必隆四顾命大臣；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必然是亲信，一般是首辅级的BOSS。

隆科多口述遗诏不能满足这些条件，莫不说当时没有上书房大臣在场，就谈隆科多的职位“康熙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也是没有资格代书遗诏的，最有资格的应属领侍卫内大臣、英武殿大学士马奇等大学士（清初之大学士均为上书房大臣，正一品，也可称为“宰相”）。

再有，如果康熙死前确有遗诏，也一下子实在找不到上书房大臣，就便宜了隆科多，但也有矫诏的嫌疑。因为隆科多与雍正暗结连理，满朝皆知之事，从后来隆科多被罢官夺爵来看，很有雍正杀功臣的神韵。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也认为，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11月13日至12月28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75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康熙六十一年11月14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可见，康熙去世时胤禛、隆科多并没有拿出遗诏来，是隆科多抢先“口述”了由皇四子“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康熙“遗言”。而且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又是隆科多独自起草了遗诏，16日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但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

综上考，第一、遗诏基本不可信；第二、极少数遗诏可信，除非满足：多位亲信大臣在场、在场大臣和代书大臣职衔是领侍卫内大臣级，其实这里所谓的可信也只是众位大臣普遍接受的一个结果，极有可能是众位大臣共同推举一位新君，但这种结果亦有正统性；第三、如果还想不带来麻烦和怀疑，遗诏所立新君必须与前皇帝的喜好、官民的评述一致。

可怕的是，雍正即位的所有证据和支持根源只是源于这份遗诏，也难怪雍正要搞出一本《大义觉迷录》自述清白来了。康熙死之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甚至是民间确实不看好雍正。

康熙晚年如果有最喜欢的儿子的话，那一定是胤禵，就是雍正同胞弟弟，皇十四子大将军王。

《清圣祖实录》载，康熙57年10月，“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出兵攻藏，拉藏汗请天朝发援”，上“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进军青海。命翰林、科道官入值。命皇七子胤祐、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分理正黄、正白、正蓝满蒙汉三旗事务。”58年4月，命抚远大将军胤禵驻师西宁。10月，诏抚远大将军胤禵会议明年师期。

康熙有文治武功，培养儿子基本上按自己的路子来，在平三藩、平台、平葛尔丹过程中，康熙作为军事将领表现突出。在垂暮之年将军权交给最喜欢的儿子，让其立军功，让大臣和阿哥们心服口服，再授之以储位，康熙可谓远谋。

有史学家提出不同见解说，康熙垂暮之年还把胤禵赶出北京，实际上是给胤禛更大的空间和安全感。此说法不靠谱，作为康熙，是不可能预感到自己很快就会死亡的，作为一个老皇帝来说，立储才是第一的事情，所以他需要让胤禵其在大臣中立威，并握有兵权。同时，如果要为胤禛解除麻烦，怎么可能将军权交给其他的阿哥，这岂不是煽动阿哥兵变？

所以我作出大胆假设，康熙二废太子，始发现年长阿哥均陷入大位之争，包括胤禛在内，康熙产生巨大的恐惧和愤怒感，他喜欢文武兼备的小儿子胤禵，因为他很像年轻时候的自己，而且没有卷入党争没有谋夺皇帝位。

但毕竟胤禵年纪轻，需要再观察、再调教，并需要让所有大臣和儿子心服口服，于是在国家外患之际授军权于最信任的儿子，由其代父出征。所有人都明白，王授兵权者，亲之信之。如果得胜，兵权和天下尽归之，有人会问如果不得胜岂不是让小儿子难看，但以清朝当时的国力，倾国家之兵力抵御边疆小患，不胜是绝无可能。所以在培养中立威、掌军权、立战功，可谓一着数得。

五十七年（1718年）闰八月，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并由固山贝子超授王爵，“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十二月，胤禵统帅西征之师起程时，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大将军胤祯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胤禵望阕叩首行礼，肃队而行。”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胤禵抵达西宁，开始指挥作战。他统帅驻防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的八旗、绿营部队，号称三十余万。

胤禵由青海、定西将军葛尔弼由川滇进军西藏。八月，葛尔弼率部进驻拉萨。九月，胤禵命令延信送新封达赖喇嘛进藏，在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坐床仪式。至此，由策旺阿拉布坦所策动的西藏叛乱彻底平定，胤禵也因此威名远震。康熙谕令“立碑纪念”，命“宗室、辅国公阿兰布起草御制碑文”。不过这个碑文因“惟称大将军胤禵公德”，被生性妒忌的雍正给捣毁了，但却反证了康熙对十四子的爱护。

偏偏造物弄人，康熙在胤禵驻兵在外的时候身体欠佳（胤禛弑父之说不可信，另述），没等到能离传位诏书就驾崩了。所谓鞭长莫及，而当时在京的皇子中，皇大阿哥早就被圈禁，皇二阿哥就是废太子胤礽，也被宗人府永远圈禁，皇三阿哥胤祉一直不太热心皇储，一心编书（曾命其门客陈梦雷纂集类书，康熙四十五年成书《古今图书集成》）。实际上的皇长子就是四阿哥胤禛。

于是胤禛与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即九门提督）、亲信隆科多共谋，上善之策是矫诏夺嫡，加之京城卫戍在手以武力吆喝为候选，可谓志在必得。至于康熙临终时究竟有没有立嫡，立了谁，都不重要了。

于是，雍正在一片质疑声中即位。

雍正即位后不断开罪于夺嫡功臣和兄弟这是事实，从根本上来说是延续正统和维护统治的需要，过失颇多，施政严苛。但不可否认的是亦开启了一个励精图治、勤勉上进的雍正王朝。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