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把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人民群众好比是水，党和军队好比是鱼，鱼是离不开水的。而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是朋友关系，把朋友关系比为鱼水关系，似乎不太科学。因为，你说谁是水、谁是鱼呢？”记者见他虚心听取意见，便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好，有道理，有道理！”胡耀邦诚恳地说。
胡耀邦善待记者的宽广胸怀和虚心纳谏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人。
会后，经中央统战部审查的新闻稿送到胡耀邦手中，他认真琢磨记者的意见，经过缜密思考、反复推敲，决定把原稿中的“风雨同舟，鱼水相依”改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1982年1月16日，新闻稿发表。从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16个字，就成为我党统战工作的正式口号，被社会媒体频繁使用。
对这句话，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各界，都称赞不已。一位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感慨地说:“我每听到、看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8个字，都禁不住感慨万千！共产党没有忘了我们，没有拿我们当外人啊！”
雅量
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鼓励人说话，动员人说话，“ 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就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据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回忆，凡是胡耀邦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并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所以，田纪云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田纪云的说法得到众多的印证。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中央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胡耀邦争论起来。事后，胡耀邦却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1982年参与中共十二大的筹备工作。李锐回忆:“记得我向耀邦做过两次或三次系统汇报，他平易近人，交谈很是随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个原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去留问题，是煤炭系统的，他在‘文革’中欠了账，当年却是颇有点名气的中青年。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了3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从了大家的意见，这个人不保留了。”
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导正撰文回忆，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时，每周两次召开例会。每次，胡耀邦自己先讲40分钟左右， 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于是大家七嘴八舌随意发言，胡耀邦也经常插话。这种会上， 他从不居高临下，从不做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发言，他都虚心听。有时候觉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 杜导正认为:“一个领导人，尤其是身居这样的高位，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或某些大是大非问题，毫无拘束地发表个人意见，包括不同的政见，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政治品质。”
还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胡耀邦的博大胸怀和雅量。一次，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胡耀邦讲话以后，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有位省委书记当场表示有异议，他讲了一大堆理由并带着明显的情绪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有人公开唱反调，会议气氛紧张起来。尽管胡耀邦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也迫切希望在党内高层能形成共识，但他没有发火，而是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胡耀邦的一席话，让整个会议气氛轻松下来。
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那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睿智
胡耀邦是一个极富智慧、极懂策略的政治家。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部长。上任伊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这是胡耀邦早就成竹在胸的一件大事。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按照邓小平多次讲的“有错必纠”的原则积极推进平反工作。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即对于“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 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30年后的今天，重温这番话，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有人提出质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
胡耀邦斩钉截铁地答道：“照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