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多次出现精简兵员的活动。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百万大裁军，却是历史空前的大行动。
邓小平充满信心地指出:"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在首都京西宾馆会议厅召开。会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裁减员额100万！
建国以来，在冷战等国际局势下，中国军队的建设一直处于"盘弓弯弓箭不发"的临战准备状态。历史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和平力量也日益增长。
对此，邓小平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认为: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百业待举的当前，国家经济建设是大局，必须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一切要服从这个大局。"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人民解放军的"臃肿"问题由来已久。裁军"消肿"，是邓小平很早的心愿。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从1975年到1984年的10年间，对于"消肿"问题，谈了多达数十次。在此期间，虽进行过4次精简整编，但"消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至1985年，人民解放军军费只有191 亿元人民币，仅占同年美军军费的2％，不及前苏联军费的零头，而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却是美军的两倍，与苏军持平。对裁减100万，有些领导人担心会减弱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虚胖子能打仗？军队要多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充满信心地指出:"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邓小平指出: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一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裁军百万，决心难下，实施起来更加困难。
在1975年至1984年的几次精简整编中，同样的问题多次出现: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人浮于事，陷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怪圈，甚至出现了增编大于减员的反常现象。
面对400万大军，从哪里下手对全军更有指导作用呢？这就要弄清军队主要"肿"在哪里。尽管当时中国军队有400万，但连队并不充实，臃肿的是各级机关。各级机关，副职过多，每个军区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还有什么"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等等。当时，世界主要几个国家的官兵比例是:苏联 1∶4.65；联邦德国为1∶10；法国为1∶17，而中国却是1∶2.45。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而是在各级领导机关。因此，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他还坦率地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对全军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几乎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利益都会受到触动。难怪有人说，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 "立体震荡"，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有1／4要撤销，其中包括那些有着几十年光荣历史，立过赫赫战功的部队。
在面临被撤销的福州军区，有些干部要军区司令员江拥辉找中央军委首长，建议不要撤销福州军区。江拥辉语重心长地劝大家:"百万大裁军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做出的英明决策，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至于撤销哪个军区，要等军委决定，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去干扰军委决策。我自己不能去找门子，也不准你们去拉关系。" 在江拥辉和福州军区其他领导的共同努力下，福州军区撤销后的移交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济南军区某团，前身是毛泽东于1929年在井冈山组建的"中央军委警卫营"；抗日战争时期，改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内称"朱德警卫团"。在著名的保卫黄崖洞战斗以后，毛泽东在给朱德的贺电中号召:"全军学习‘朱德警卫团'黄崖洞守备战。"这个团转战南北，声誉日隆。该团要合并组建的风声传开后，干部、战士一时想不通。于是，团队请来老政委讲传统，组织重新认识团史，"针尖对麦芒"地对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工作。经过努力，大家终于明白:珍惜荣誉，应该成为服从大局的动力，不应该成为阻力；光荣传统应该在精简整编中发扬光大。
广大干部带领战士坚决服从和执行精简整编方案，在个人名利得失面前，交了一份合格答卷。无数事例不可辩驳地证明:人民解放军是好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