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至今还记得那次中南海春藕斋的周末舞会。

        “伯父风度翩翩，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伯父微笑着揽住她的背，踩着音乐旋转在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小秉德兴奋得有点飘飘然，可马上伯父却略带歉意地说:“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望着伯父和别人跳舞的背影，看到排着长队的人群，小小年纪的周秉德突然明白:她这个伯父不仅是属于家人的。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但周秉德一向处事低调，虽然她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身边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

        不留一块墓碑

        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和七妈。那时她就已经心酸地发现，伯父的脸变得极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吃饭也是胡乱几口，之后就急匆匆地去办公室忙碌。”

        到了1975年5月的一个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电话，心急如焚地要去医院探望，却被七妈一再地阻拦了。“七妈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只能拨通病房的电话跟伯伯说上几句话。电话里伯伯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从容。他的嘘寒问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断了，我当时很难过，只是一直追问他:是否跟护士询问过他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年。伯伯很轻松地安慰我，说那只是开个玩笑。我在电话里都快哭了，我说玩笑也不应该讲，您是要长命百岁的！”电话那端传来伯伯和蔼而平静的声音:“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想开点，好吗？”

        “随后的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情况。但怕打扰伯父休息，聊了一会儿，我就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如今回想起来，周秉德后悔自己太天真了，“当时伯父的膀胱癌已经到了第4个年头，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严重，不管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去看伯伯的。”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别，最后一次会面她连和伯伯的一张合影都没照上。

         如今，伯父已经去世30多年了，他将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国的山川湖海。周秉德的公公沈谦在病痛中也留下遗嘱:“我一直敬佩周总理，更要学习周总理。我死后的骨灰，你们千万不要送进八宝山，你们帮我撒到江湖或树下。”沈谦病故后，周秉德夫妇将他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1992年，周秉德又连续送走了两位至亲——先是伯母邓颖超病逝，7月周秉德来到天津海河入海口，为伯母的骨灰送行；然后12月周秉德的婆婆病故，再次撒播骨灰入海。1999年，相伴她多年的挚爱丈夫沈人骅也走了，她悲伤地踏上了人生中第四次送走亲人骨灰的水路。

        周秉德的这些亲人，在世间没有一块墓碑，但她对他们的怀念却深埋心底。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栋上世纪50年代的红砖老房里。从中国新闻社副社长职务上退休之后，她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采访结束时，她的两个双胞胎孙子刚放学回来，周秉德的脸上满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慈爱。

        数十年的秘密

        周秉德在26岁那年迎来了生命中的“白马王子”。那年，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周秉德见到了英俊帅气、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沈人骅。他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周恩来夫妇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时，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两人一直书信不断。

        在沈人骅给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骑车经过学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风拂过，捎来阵阵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这几行朴素的文字，让周秉德产生了感情，“我相信对方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国庆节，他们结了婚，开始患难与共的相守。周秉德的卧室床头，有张精心装裱起来的庐山风景照，便是周恩来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这是伯伯本人最珍爱的七妈的一张摄影作品。望着那张照片，仿佛能看见云雾在山间缓缓流动。”

        如今周秉德还依然记得1960年的夏日，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散步，伯伯和她之间那番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伯伯谈起多年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往事。他曾有过一个很谈得来的女朋友，但当他决定献身革命时，他觉得只是作为革命同情者的她并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起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爱人。”周恩来对周秉德回忆说:“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你七妈，在这一点上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