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毛泽东对西藏民主改革态度一直十分慎重。八届二中全会上，他提醒大家对西藏的发展前景不要太乐观。但同时又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

      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西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前，西藏实行的是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西藏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的枷锁。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西藏社会改革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应该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毛泽东对西藏问题十分关心，还亲自做团结争取西藏两位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的工作，对达赖喇嘛更是寄予厚望，他希望通过西藏上层宗教领袖的觉悟在西藏和平地推行各项民主改革。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阴谋实现“西藏独立”，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祖国的活动。

      对此，毛泽东保持着异常清醒的头脑。他深知，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汉藏民族隔阂决非一朝一夕能够消融，帝国主义的插手、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参与、西藏特有的宗教环境、与邻国的领土纠纷，都直接、间接地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西藏上层中，有相当一批人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存在很深成见，有的甚至对共产党十分敌视和仇恨。我们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和平的与非和平的。

      1952年3月31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策划下，利用“传昭”这一宗教活动的机会，召开了伪“人民会议”，派出所谓“人民代表”向我政府请愿。4月1日晚，他们竟然纠集部分藏军、喇嘛流氓千余人，包围我政府机关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的住所，在周围房顶上架起机枪，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制度不能改变”，企图制造流血事件，破坏《十七条协议》和民族团结，以武装叛乱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施。对此，中央驻藏党政军领导干部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冷静、客观而又正确地分析了西藏的形势和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指示要求:“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4月19日，张经武代表只身一人到布达拉宫面见达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晓以大义，迫使达赖喇嘛下令解散了伪“人民会议”，撤销了这次武装骚乱的两个幕后策划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代理司伦（即摄政王）的职务，用和平方式圆满解决了这一政治事件，给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一个沉重打击，使西藏整个形势由动荡转为安定。

      1955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川、青、甘、滇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藏区的封建农奴主包括一些寺庙喇嘛堪布，深感改革将会触动其既得利益与统治地位，因此强烈反对改革。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也借机行动，以文武两手抵制中央的改革政策。文的一手就是在拉萨以伪“人民会议”名义，搞静坐、请愿，张贴标语，轮番纠缠中央驻藏代表，以和平手段反对改革。武的一手则是在邻省挑起叛乱。1955年12月，在四川凉山地区民主改革即将展开之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唆使和策动当地部分彝、藏族奴隶主，发动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甘孜藏族自治州内相当一部分地区都卷入了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凉山地区的民主改革不得不同平息武装叛乱的斗争同步展开，实行先打后改，边打边改。

      消息传到西藏，引起喇嘛、贵族上层的震动。西藏地方政府要求组成考察团赴川西调查事情的缘由。毛泽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充满自信地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如实介绍情况，反对分裂，讲清是非。

      实际上，在叛乱期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与康巴（指康藏高原东部、四川甘孜一带藏族地区）叛乱分子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拉萨指挥着叛乱，并以大批枪支弹药援助康巴叛乱分子。在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打击下，康巴叛乱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此后，许多叛乱头目纷纷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收留，重新予以武装，继续进行非法活动。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对于要不要批准达赖、班禅出访印度，当时中央的意见不一致，有的同志担心他们去了不回来，有的同志怕他们去了被分裂主义分子拉下水。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特意讲到西藏问题，提醒大家对西藏的发展前景不要太过乐观，要估计到最坏的可能性。同时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就这样，要不要让达赖出国的争论也就有了结论。

      达赖一到印度，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就急不可待地勾结国外的敌对势力进行策反，向达赖施加压力，企图阻止达赖返回西藏，在印度成立国外“流亡政府”，促其从事分裂活动。为策应这一行动，他们在西藏昌都部分地区发动了武装叛乱，并试图在拉萨也掀起叛乱，造成达赖留印的形势，以威胁中央在“西藏永远不进行民主改革”。在这些分裂势力的引诱下，达赖的思想发生了动摇。

      当时，周恩来正好在印度访问。根据西藏的局势和达赖当时在印度的情况，他敏锐地判断出达赖正处于回国与留在国外的十字路口，觉得应该给这位年轻的宗教领袖指出一条光明之路，于是12月29日、30日和1957年1月1日连续3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达赖，对他进行细心开导，同时将中央仍将采取耐心等待的方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西藏不搞民主改革的决定转告了达赖。

      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认真分析了周恩来的话，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于1957年2月15日回到西藏。西藏又处于暂时的平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