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到少奇同志办公室工作不久，很快就随少奇同志投入到非常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去。

      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确定了以少奇同志为首的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班子。不久，这个班子就开始工作了，而其中最忙、责任最大、担子最重的自然是少奇同志。

      他在着手起草报告期间，那本来就没有规律的生活就更被打乱了。他博览了各种有关的资料，找了许多有关的人士谈话，征求意见，进行调查研究。据我们的工作日记记载，他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谈话先后达几十人次。动笔以后，他的身心简直就是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连轴转。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吃好、睡好，但是在他开动了脑筋，把身心全部投入到写作中去的时候，即使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早已摆好，甚至热了又热，即使明明知道他已很长时间没有合一下眼皮，该休息片刻了，但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情感已全部凝聚于笔端，全部倾注于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中。我们谁还敢、而且谁还忍心去打断他那像黄河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思绪！每当这时，我们只能把对他身体的担心变成一种祈祷，由衷地祝愿他身心永远那样健康，精力永远那样充沛！

      在这期间，我们工作人员的精神也很紧张，只要少奇同志在办公室里，我们就不能离开。吃饭时，互相从食堂带点来；解手时，得来回小跑。他写出几页，就叫我马上送到机要室打印。他习惯随写、随修改、随打印，然后再作修改。一个问题或一个章节写完后，还要随时送给毛主席审阅。

      当时，少奇同志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周总理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所以在此期间，他们互相来往较多。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小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通报点情况。

      特别是周总理，他的作息时间和少奇同志比较一致，所以经常午夜两三点钟以后还打来电话，问我们少奇同志休息了没有。有一次两点多钟，总理打电话问:“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我回答:“他刚进卧室。”总理知道少奇同志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东西的习惯，便对我说:“我和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我立即报告了少奇同志，他说:“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指卧室）来吧。”

      总理下车后，一边疾步走着，一边还借着灯光拿着材料看。在上楼梯时，跟在总理后面的富春同志看见总理还那样专心看手中的材料，便提醒总理:“你要看楼梯，不要看文件了。”总理回头朝富春同志一笑，说:“没关系，我的眼睛比你的眼睛还好。”

      我把总理和富春同志直接领到了少奇同志的卧室。这时，少奇同志正在床上坐着看东西。他们见面后，没说半句客套话，直接开门见山地谈问题。我急忙要去搬椅子，卫士也准备去沏茶，但总理一伸手，拦住我们说，“不用了，不用了，很快就说完了。”说着总理就近坐在少奇同志午休用的躺椅上，富春同志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