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 ( 上 )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顾问、本刊编委，曾任《理论动态》主编）
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有两大贡献，一是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1997年12月，我出过一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的书（2005年重印时改名《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08年是这场大讨论30周年。本文简要地叙述这一历史事件，以使读者对此有基本的了解。但本文不是简单重复过去所讲的内容，而是包含了近些年来我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新收获。
历史转折呼唤实践标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是偶然发生的，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党全民全军欢欣鼓舞：中国有救了！四个现代化有希望了！当时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的热烈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阵欢欣鼓舞之后，人们开始沉思。
此时，人民群众思想上有两大困惑：一是“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二是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还这么穷，我们要搞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
这两大困惑集聚到一个焦点：毛泽东有没有错误？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多年来，个人迷信盛行。人们相信，毛的话句句是真理，只要照着办，就能无往而不胜。这不仅是思想，也是感情。那时，对毛的思想和主张，即使是怀疑，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特别是，当时的领导人又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两报一刊”社论（这是10年“文革”中常用的一种形式，表示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文革”后竟又一次使用）。这篇显示最高权威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按照这“两个凡是”，就根本不能谈毛的错误，根本不能谈纠正10年“文革”的错误，也根本不能谈改革。只有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翻开新的一页，才能前进，但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邓小平首先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邓于1977年4月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他多次讲，“准确完整”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但“准确完整”的直接对立面是片言只语，它以理论的正确为前提，是强调要“准确完整”地理解，还没有触及理论和路线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指出10年“文革”的理论和路线本身是错误的。
胡耀邦1977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他这个说法明确指出了要纠正错误，但没有涉及毛泽东（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允许）。怎么办？胡耀邦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创办后，就是这样搞的。怎样分辨是非呢？当时主要是以马列和毛的原著为依据，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如何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文革”期间的错误理论观点，开始时效果也很明显。但随着问题的深入和展开，遇到了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是非问题都能从原著中找到相应的答案，特别是“文革”理论，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更不可能用这个理论来分辨是非。形势的发展要求人们回到唯物主义认识论，从根本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历史呼唤实践标准。
《理论动态》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刊登了邵华泽的文章，题目是《文风和认识路线》。这篇文章不但提出了认识路线的概念，而且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胡耀邦在考虑如何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时，已无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了，而是要从总体上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从本本上找到理论依据，只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和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了。他在1977年12月2日的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胡耀邦指导撰写了学习文件，组织学员讨论，根据讨论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由孙长江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编者注：当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下设三个组，即研究组、理论动态组、校刊组，孙长江是研究组成员）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到从总体上考虑根本的是非；从以马列和毛著的理论为依据，到以实践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邓小平坚决支持，并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阐述实践标准。邓小平从“准确完整”到支持实践标准，这也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胡耀邦的逻辑同邓小平的逻辑很自然地汇集到了同一个焦点，即实践标准，“英雄所见略同”。
1977年7月，《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到南京参加一个理论讨论会，在会上认识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觉得他思想比较解放，就约他给《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撰稿，没有出具体的题目。9月，胡福明同时投给《光明日报》两篇文稿，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的编者认为，前一篇“没有什么理论可言”，决定采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篇。1978年1月14日，《光明日报》将胡福明的文稿处理后排成小样，寄给作者。这篇文章的处理情况后面再讲。这里要强调的是，胡福明也提出了实践标准，并得到《光明日报》同志的赞同。
《人民日报》也遇到了实践标准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一些文章批判“文革”中的错误观点，不断有读者来信指责说，文章所批判的观点毛主席也讲过，认为不应当批判这些观点。《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1978年3月26日刊出。这篇只有1000多字的短文，一开头就鲜明地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文章进一步指出，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篇短文发出后，又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表示反对。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认为需要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他们将这些读者来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三个人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地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稿，都提出实践标准，这反映了客观的需要。
拨乱反正的发展，迫切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否定的结论，这就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由于个人迷信盛行，由于心有余悸，人们不敢思考和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思想上进行启蒙，关键是要有一把钥匙，来解开这把锁。这把钥匙就是实践标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形成和定稿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由这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的。那么，这篇文章是怎样形成的呢？
胡耀邦在1978年4月，拿出10天时间，让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那个文件，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的吴江分析讨论中反映的问题，决定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孙长江写出了初稿。这个初稿给有关同志看过。已故的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同志生前对我讲过，他看了孙长江撰写的初稿。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也说，他也看过这个初稿。
这里要讲一下杨西光同志的有关情况。杨西光是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读书班的学员，毕业前夕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大约是1978年4月上旬，杨西光到《光明日报》上任，理论部即将拟在“哲学”专刊上用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他审阅。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参加了那个文件的学习和讨论，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章主题的重要，当即决定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放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但又觉得文章的分量还不够，还需要修改加工。在杨的主持下，讨论修改了几次。杨考虑要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修改，并希望在《理论动态》上先发表，然后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收到《光明日报》的文稿后，吴江让孙长江把两个文稿“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原来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照办了。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来说，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因为本来已经在为《理论动态》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收到《光明日报》同一主题的文稿后，当然只能将两篇文稿捏合在一起了。这里讲一个情况：孙长江曾将《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以后说，这个题目强调“一切真理”，不好。孙长江将两个文稿“捏在一起”后，送吴江审阅。吴江作了修改后，即排出清样。这个清样稿大约于4月底报送胡耀邦审阅（文稿上没有写明日期）。送审稿上有已故的刘立中（他在理论动态组搞行政秘书工作）写的字：“送耀邦同志审阅。准备五月十日‘动态’用稿”。胡耀邦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同意。我查看文稿，耀邦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个标点符号。吴江又在此稿上写了一些话，让孙长江再征求意见。署的日期是“四月三日”，显然是错了，应为5月3日。由此可推测，吴江是在4月底或5月初将文稿报送耀邦的。耀邦在5月2日或3日退回。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第一次送审的情况。
吴江在孙的文稿上作了不少修改。孙长江在听取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后，对文稿又作了修改，并排出清样。5月6日是星期六，下午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到他家开会。孙是研究组成员，照例不参加胡耀邦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临出发前，孙将修改后的文稿交给我，让我给耀邦再次审阅。到耀邦家落座后，我首先将这个文稿给耀邦，并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这篇稿子。耀邦接过文稿后，埋头就看。我坐在他家的旧藤椅上。大家静坐在那里。一忽儿，耀邦看完了文稿，对大家说：我看可以了。有两个地方，是否再改一下。一处是第6页，“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不要提“新的理论”，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结尾处，加“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耀邦是以同大家商量的口吻讲的，大家都表示同意。我迅速地将耀邦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后，我将耀邦的修改意见整理清楚，星期一上班后，即交给孙长江。孙即签发党校印刷厂付印（那时没有严格的签发制度），作为《理论动态》第60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历史性的文章，是1978年5月6日，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定稿的。
关于“唯一标准”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过去30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我们这些当事人也说不大清楚了，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却被历史留下来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简练、准确、鲜明地表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所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际上就是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讲这句话，就是用这句话批评“两个凡是”，推倒“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题目，是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精华所在。
吴江提出“唯一标准”，首先是针对现实情况，前面已经讲了。吴江是哲学家，他除了考虑现实情况以外，还要从理论上加以斟酌。他在《“真理标准讨论”追述》一文中说：讲“唯一”，是根据列宁所说“理论的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而来（注：列宁的原话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30页，第3版第1卷31页）。胡耀邦讲，研究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这样就排除了“文革”以来流行的语录标准、本本标准，体现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吴江明确提出“唯一标准”，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又强化了胡耀邦的思想。
著名学者于光远说：我看到在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中“唯一”两个字时，非常高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于光远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学过哲学的人都比较熟悉，如果平铺直叙像上哲学课那样去讲，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他地提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有很强的现实性了。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就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唯一”标准要排除的，就是“两个凡是”的标准。（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第153～154页）
《实》文的发表和最初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第一条，向全国媒体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署名是“《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一些地方报纸也作了转载。5月13日，全国有更多的报纸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题鲜明突出，文章开门见山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一下就能引起人们的思考。文章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文章进一步指出，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这就将这篇文章的现实性突出了。“文革”以来整天讲路线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思考和怀疑的，正是10年“文革”的路线问题。文章最后指出，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文章自始至终没有点“两个凡是”，但是，文章实际上揭示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击中了它的要害。这篇文章说出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想说而又不大敢说的话，把不少人隐隐约约感到的问题挑明了，适应了拨乱反正的迫切需要。
这篇文章的发表和广泛转载，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赞赏和支持它，也有人强烈反对和指责它。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他对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和意义，把握得准，看得深。他要求《解放军报》要重视宣传这篇文章的观点。
时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的马达告诉我，他在当晚看到新华社的电讯后，当即决定《文汇报》全文转载。
另一方面，反对的声音也来得快而且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