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关于援越抗美战争的公开史料并不太多。而关于援越女兵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了，本文讲述的便是援越女兵的故事。

    毛泽东接见

    “40年一直想来，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桂林的老战友组织，有这么个机会，这是祖国的酒。”71岁的杨淑贞在丈夫郑若杜的墓碑前絮絮叨叨诉说着，她洒上酒，摆好从北京带来的果脯，艰难地俯下身子，低低地亲吻着墓碑。

    40年前，郑若杜曾是中国援越抗美后勤部队62支队的宣传股长，就在他牺牲的前一刻，杨淑贞寄来的糖果刚刚转抵越南，他对通信员说赶紧打开让大家吃糖，但还没来得及打开包裹就听见警报响起，“仗打完再分糖吧”，他边说边跑向一号炮位。从此，他再没回来。

    2007年9月9日，越南太原市灵山乡烈士陵园，包括郑若杜烈士墓在内，耸立着83座坟茔，白色的墓碑上，用醒目的红色标注着中、越两国文字。默哀的人除了烈士家属，还有一群白发的中国退伍老兵，每人胸前都佩戴一朵小白花。他们来自中国12个省市，平均年龄60开外，年纪最长的78岁。退伍老兵杨宽让是从西安赶来的，他特地带来了祭扫烈士的水土：水是黄河水，而土则是他专程赶到黄帝陵取来的。“几十年了，我们来看你们，来得太晚了，来得太少了。非常的抱歉，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对不起。”杨宽让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叨念着。

    祭奠仪式上，老兵们种下一棵越南的“英雄树”，这种树每年开两次花，洁净的白色，花瓣很大。退伍女兵们，即“十个桂林女兵”的代表：陈惠荣、红飙、蒙毅，忙着在陵园中献花和培土。正是“十个桂林女兵”，发起并组织了这次特殊的行程。

    40年前，1967年8月，“十个桂林女兵”即将归国，临行前她们就在此地脱下军帽，列队向烈士致哀。那年，她们十七八岁，和大部分牺牲的战友年纪相仿。如今，“十个桂林女兵”已经全部退休，她们当中，有工农兵学员，有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有机关干部，也有人在工厂任职，企业不景气时，则默默承受了下岗的命运。

    40年白驹过隙。烈士墓初建时不过是一个个土堆，只竖立了一块木板做墓碑。如今则全部用水泥浇铸，配备了祭台和香案，建起“代代记恩烈士”纪念碑。陵园两边还镶嵌着当年用中文写下的毛主席语录：“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从“革命小将”到“国际主义战士”

    在国内，关于援越抗美战争的公开史料并不太多。1994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张爱萍任编委会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交待了战争的背景及中国部队的参与情况，其下卷第104页记载：“1964年8月，美国进一步扩大对越南的侵略，制造借口，轰炸越南北方，使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应越南政府的请求，派出地面防空部队。”

    第170页记载：“六十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奉命入越参加援越抗美战争，主要担负越北铁路干线和钢铁厂、发电厂等重要目标的防空作战任务(也有部分高炮营配属掩护援越工程部队施工)。”

    171页至172页记载：“在三年多时间里，炮兵高炮部队入越共9批9个支队38个团零80个独立营，作战763次，击落击伤美机千余架，不仅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也使部队得到全面锻炼，取得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十个桂林女兵”所在的部队是高炮62支队，部队驻地在越南北太省太原市名叫“娜妮沟”的一片森林里。太原市位于河内正北方80公里处，那里至今还是越南最大的钢铁和电力基地。而“十个桂林女兵”进驻太原的经历，几乎就是一场传奇。

    1966年12月，红飙、王萍莉、陈惠荣、蒙毅等来自桂林的10个女中学生第一次聚集在了一起。听说有17个在北京就读的广西籍大学生要步行串联到井冈山，重走红军路，她们坚决要求参加。其中，蒙毅年纪最小，还在上初三，她赖上了那些串联的大学生，人家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北京农机学院的张铁锚开玩笑：“你要能抓住我你就去。”蒙毅连忙堵在门口，结果张铁锚从窗口跳了出去，却被守在窗下听进展的“红小兵”们逮了个正着，小家伙们兴高采烈地冲着张铁锚大喊：“抓住他了”，蒙毅赢了。十个女中学生如愿以偿。

    1966年12月29日，等不及过元旦，27个大、中学生组成了红卫兵步行长征队，举着队旗，捧着毛主席像出发了。他们每人带一件雨衣、一个饭盒、一个水壶，背着一床被子，齐声高唱：“说打就打，嗨！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

    长征队不久便走到了广西凭祥市，这里与越南仅有一关之隔。此时中国援越抗美的队伍已经秘密出征，只是没有对外公开宣布。女中学生陈惠荣觉得奇怪，一路遇到穿着越南军装的人，一口标准的东北话，统统没有领章帽徽，才知道已有部队出国。17个大学生中，有两位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工院，他们悄悄到邮局给周总理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求援越抗美，做国际主义战士，请您批准。机敏的蒙毅悄悄地跟了去，并且将这件事捅了出来。大家都觉得这是异想天开的行动，甚至取笑他们，结果回电真的来了，周恩来总理特批这支“红卫兵野战队”全体到中国援越抗美部队锻炼三个月。从这天开始，27人的身份发生了质的转变——由红卫兵变为国际主义战士。

    “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大声喊叫，不得往家里写信。”1967年1月下旬的一天，27个预备走长征路的年轻人戏剧性地转赴越南。他们猫在广西凭祥中学后山齐腰深的茅草丛中接受任务。为了保密，宣读命令时，还派了一个人在一旁放哨。

    1967年1月23日下午5时30分，27个经过周总理特批的学生红卫兵秘密出了友谊关，此后三个月内女兵们都没有和家人联系。红飙的母亲曾在半夜梦见女儿，惊醒后，夜里两点多和红飙父亲一起骑上自行车跑到女儿同学家里寻人。蒙毅的妈妈则预备了照片，要到《桂林日报》或《人民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