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此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文革”中，邓小平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后，周恩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后又竭力创造机会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最后终于使邓小平得以复出。邓小平复出后，病重的周恩来又推荐了邓小平做自己在国务院的接班人。邓小平说：“我一直把他当做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邓小平把周恩来视为兄长，终身钦佩和敬重周恩来。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

     性格内向的邓小平，极少用这种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一个人包括对他所尊敬的人的看法。一次，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当做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周恩来非常欣赏和看重邓小平的才干。建国初期，在一次会议间歇聊天时，周恩来问薄一波，对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怎么看？薄一波更想知道周恩来的看法，就反问道：“总理，您看呢？”周恩来认真地说：“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薄一波进一步又问：“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更喜欢哪一种？”周恩来坦率地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上下进入紧急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现任和原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疏散非常关心，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省革委会：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是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出指示，他也不敢怠慢。程世清打算安排邓小平夫妇去赣州，装暖气，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等等。

     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汇报后，认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他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他说：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1974年4月，周恩来抱病欢送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他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显而易见，这是周恩来苦心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1月下旬，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回到北京8月3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揭发与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并表示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8月14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很受感动。他在邓小平的来信中批示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虽然还说了“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类话，但毕竟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毛派头子”这句话也反映了毛泽东不忘与邓小平的战斗情谊，等于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铺平了道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