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的一天处理了200封来信

    在那些日子里，胡耀邦几乎每天都忙于处理各类来信。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任职13个月，平均每天处理的副厅、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就有33封，最多的一天处理了200封来信。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干部回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仅胡耀邦批给干部审查局处理的信件就有902封。

    原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吴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审查，1974年病故，一直没有作结论，骨灰无处安放，只好放在家里。子女入党、参军，甚至连婚姻都受到牵连。夫人张明只得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希望给吴皓落实政策。1977年12月6日，邓小平作出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

    当时，胡耀邦还没有到中央组织部上班，但他立即对此事作了如下处理：家属的正当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应该接受和解决。吴皓的骨灰安放事宜，应尽可能满足家属的合理要求。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军区副政委王其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成员之一，1967年8月被迫害致死。妻子王先梅14岁就参加了革命，15岁入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同样没能逃脱厄运，被发配到远在江西的轻工业部“五七”干校劳动。大女儿要求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或者云南农场工作，结果也没有批准，理由是“没有资格”。后来，大儿子报考海军政治部歌舞团，文化测试、专业考试全部合格，由于他父亲的缘故一直拖着没有定下来。小女儿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有一次学校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活动，其他团支部书记都去了，唯独她不能去，也是因为她父亲的问题，而且她很快就要参加升学考试，又面临着一个政治审查问题。

    王先梅再也坐不住了，于1977年12月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12月25日，邓小平看到了王先梅的来信，并且指示汪东兴交给中央组织部处理。12月31日，胡耀邦接到批示后，立刻派人前往王先梅的住处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1978年元旦刚过，王先梅就回轻工业部上班了，并担任科研室外事处处长。有关她的审查问题，轻工业部已经“肯定她没有问题，有关审查材料，将妥善处理。”王先梅的大儿子也如愿以偿地进了海军政治部歌舞团，小女儿上学所在的学校表示，她的升学和毕业分配问题，不会因为她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影响。

    推动舆论界不断发表“平反”文章

    胡耀邦在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还通过舆论界宣传一些地区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希望能更好地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197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辽宁省铁岭地委“加强对组织部门领导坚决落实干部政策”的消息，之后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推广铁岭地委组织部的具体做法。《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广西百色地委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

    与此同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就如何落实好干部政策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者“联系当地实际，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意义、情况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不少学员反映，“四人帮”垮台已经一年多了，但在某些单位，落实干部政策的阻力仍然很大。学员们分析了几条原因：一是有的单位仍被“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所控制，他们本来就是要打倒干部的，“怎能靠他们去落实？”二是有些单位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受毒很深，“帮气”很重。他们害怕否定自己的“成绩”，说什么“我搞了你十多年，现在你倒没有问题了，不是白搞了吗？”这怎么行！“我是审查你的，你没有了问题，反来领导我，不是翻案复辟了吗？”于是，他们总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威信；三是官僚主义态度，上推下卸，对违反党的政策的做法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