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陈独秀的情绪特别好，笑吟吟地说：“我料党的六大会改正秋白的盲动错误。去，为什么不去。”但是，他又说：“共产国际已有牺牲我的决心，八七会议都不让我参加，我去莫斯科干什么，和他们吵架？你们可以明白地向大会转告，我再无意做中央的领导工作，如果六大能取得好的成绩，我将改变对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态度。”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苏共正开展激烈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尽管陈独秀此时还没与托洛茨基搭上关系，但仍被作为机会主义的总代表受到会议的缺席批判。张国焘作为陈独秀路线的代表，免不了被会议质询和批判。试想一下，以陈独秀的个性和脾气，如若来莫斯科参加会议，其后果实在是难以预料。王若飞便这样为陈独秀担心，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缘故来打击他”。如此说来，陈独秀的拒去苏联倒不乏有先见之明。
最后结局
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酿成著名的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立即做出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出宣言、决议和文章，提了很多过左的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
这些所作所为，太令陈独秀迷惑不解了。7月28日，他致信中央常委，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后来，他甚至在信中公开批评斯大林，指出党内出现的种种坏现象，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更有甚者，他索性亮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帜，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此时，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已经成为国际共运的主流，世界各国共产党谁也不敢落后，在这种形势下，陈独秀仍是固执己见，一条道走到底，中共中央只能把他开除出党。
1931年1月下旬，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他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6月，他与毛泽东会师于四川懋功后，围绕北上南下之争，与毛泽东等产生分歧以至对立。他自恃兵强马壮、人多势众，在四川理番另立中央，进行分裂活动。张国焘南下不得，只得率部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鉴于他有认错的态度，中央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可是，次年4月4日，这位张“代主席”，利用清明节祭扫黄帝陵的机会，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由延安投奔西安，一去不返。投入国民党怀抱后，他在军统局主持“特种问题研究室”。
他听说陈独秀就在武汉，便在同乡、国民党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陪同下，登门拜访陈独秀。落座后，他先是虚情假意地说了一通客套话，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何不再议十年前的事，重新再建一个党，这个党当然还是奉先生为领袖为旗帜……”
陈独秀这才明白过来，张国焘前来看望是虚，另有它图是实，便有意转身面向蔡孟坚：“蒋先生知道吗？他会允许我再组织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党吗？”后来，他又请陈独秀吃过几次饭，每当再提组党之事时，陈独秀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在武汉逗留近一年，陈独秀便应好友之邀，定居四川江津。他在江津的生活，清贫、窘困，甚至以典当度日，用他自己的话说，乃“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唯坐以待命耳”。1942年5月27日21时40分，老人因食物中毒而病逝。老友朱蕴山获此噩耗，匆匆前来凭吊，并做诗寄托思念之情，其中有云：“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国民党政权瓦解之际，张国焘转往台北。因军统把他抛弃，他又迁往香港，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穷困潦倒的他，腆着脸面给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短信。不久，中央便传来话：愿意回来是欢迎的，但是，必须承认和检讨历史上的错误。张国焘犹豫了。
恰在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亚洲研究中心，向他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他提供了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情况，由此获得一些报酬，难以为继的生活才得以改观。1956年，他又萌生回去的念头，中央反馈的信息依旧。他踌躇再三，回去之念再度泯灭。
几年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找到张国焘，希望他写回忆录。他用四年的时间写成《我的回忆》，堪萨斯大学每月给他二千港币，美之名曰研究费。香港明报月刊在取得中文版权后，又向张国焘支付一笔不菲的稿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快便波及香港。张国焘担心自己历史上的疙疙瘩瘩，会引祸上身，便三十六计走为上，与妻子来到加拿大多伦多，投靠在此教学的大儿子张海威。后来，又因经济拮据申请住进了免费的养老院。1976年，张国焘突然中风，自此只能坐在轮椅上，由妻子推着在室内活动。1979年12月2日夜，躺在病床的张国焘在翻身时，把毛毯弄到地上，虽数次按响电铃，沉睡梦乡的护士却一点反应也没有。那一夜，多伦多的风特别的凛冽，雪特别的狂乱，夜也特别的沉静，中国现代史上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样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时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