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针对中国的情报战由来已久，早在清朝晚期就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1949年之前，苏联特工出于国家利益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深入地渗透和情报工作。
   
　　俄国针对中国的情报战由来已久，早在清朝晚期就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1906年，沙俄军官曼纳海姆——后来的芬兰元帅，被俄军总参谋长库罗巴特金将军派往远东。库罗巴特金要求他利用两年时间，骑马从中亚沿着丝绸之路最终到达中国北京，任务是考察中华帝国腹地，绘制军用地图，并与当地豪强建立联系。两年后，曼纳海姆返回彼得堡，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并呈送了自己的考察报告。
   
　　神秘的“暖气维修工”
   
　　转眼十来年过去，两个国家的政权转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和中华民国，但两国的间谍战仍在激烈进行着。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共同发表《孙越宣言》，苏联公开支持孙中山，而一贯仇视苏联的北洋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于1924年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仅意味着苏联在远东取得重大外交胜利，还为苏联在中国开展情报工作提供方便，毕竟这个收留了100万流亡白俄的邻邦总带给苏联某种压力。
   
　　据俄罗斯《新闻时报》2003年6月报道，1924年底，北洋政府派外交代表李陶（音）前往莫斯科，商讨解决两国历史悬案。由于对苏联情况不熟悉，李陶特地邀请白俄分子彼得·波波夫以“国际交流专家”身份随行。此举并非偶然，早在1917年6月，波波夫就担任中东铁路哈尔滨分局局长，当十月革命波及远东后，他保证了中东铁路的畅通运行，赢得协约国及中国地方军阀的信任，即便在1922年苏俄彻底赢得国内战争胜利后，波波夫仍坚持自己的无国籍白俄身份。可事实上这却是一出“无间道”，波波夫的真实身份是苏俄秘密侦察员。
   
　　李陶的邀请，让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格别乌）求之不得。实际上，格别乌早就对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与国内来往的加密电报感兴趣，但北洋政府的电报加密机制十分严格，加密密码更换非常频繁，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密电专家在短时间内很难破解。为此，格别乌寄希望于波波夫，要求波波夫搞到中国使团的通电密码本，以便了解北洋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往来的动向。
   
　　在谈判期间，中国使馆的暖气系统出了问题，于是波波夫自告奋勇，承担修理任务。他利用中国使团贪图便宜的心态，找来一支要价极低的施工队，这些“工人”自然都是格别乌人员。暖气维修意味着施工队要对使馆里的所有房间进行检修。很快，波波夫发现存放密电码本的保险柜就放在译电室里，而钥匙则锁在值班员的桌子里。
   
　　于是，波波夫领着施工队以检查暖气为由进入译电室外面的小客厅，“工人”假装拿着工具对房间里的暖气进行检修，等待时机。过了一会儿，刚来接班的译电员去上厕所，没有顺手将译电室的门锁上。通过平时对这名译电员的观察，波波夫确定他从厕所出来后，还要去洗漱间洗脸、刮胡子，趁着这个时间空挡，波波夫立即进入值班室，找到保险柜钥匙，拿出随身携带的模具，给钥匙做了一个模型，再将钥匙放回原处。后来，波波夫用新配的钥匙顺利地打开了保险柜，拿到了通电密码本，这为苏联获取了大量北洋政府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