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字锦镛。浙江余姚人。1868年生。上海青帮首领之一。早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督察长。后倚仗帝国主义势力，在上海广收门徒，欺压民众。1927年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曾任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1953年5月10日在上海病死。
黄金荣经营的“大世界”是流氓、暗娼的活动场所
1951年黄金荣在大世界被监督劳动
上海滩头号大亨黄金荣在1949年，选择了留在上海。《上海珍档》(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作者邢建榕，二十余年来从事历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和开发，此文披露了黄金荣的暮年归宿以及黄金荣写悔过书的一些细节。
群众来信:“黄金荣可杀不可留！”
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上海，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台湾或香港，或被人民政府逮捕入狱。因此，当黄金荣的自白书(悔过书)刊登出来后，市民的反响极其强烈，都说没有想到这个大亨还活着，一时杀黄呼声高涨。
从档案中保存的群众来信看，没有一人不对黄金荣恨之入骨，纷纷要求镇压这个“大流氓”、“老恶霸”，说黄的自白书，太轻描淡写，“这么简单的几句，能掩盖他的累累血债？”“他欠下了人民数不清的血债，我们决不宽容他，希望人民政府必须把这罪恶的总根，先予铲除……”“黄金荣可杀不可留”！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也起而揭发，要求靠拢共产党，与黄老板划清界限。
这时候的黄金荣，真的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黄金荣的“三件套”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事，何止千头万绪。黄金荣也过了一段平静安逸的日子。
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说“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虽然有人举报，但一直没人去管他。
不光大烟，黄金荣每日白相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他对人说，这“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天下，都是如此，要陪他到老死。他能留在上海不走，这“三件套”也有一半功劳。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现桂林公园)住一段时间外，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
这时黄家的排场还是不小，堪称大家庭，常住人口情况如下:
大媳妇李志清(大儿子已死)、二儿子黄源焘、孙儿孙媳两位、门警两个、女佣三个、男佣五个、司机两个、三轮车夫一个、烧饭师傅两名等，这时尚且如此，想见他鼎盛时的威风，更是如何了得。加上来来往往的旧友、门徒，谈不上车水马龙，但也颇不寂寞，一天开饭五六次，是稀松平常的事。无论如何，麻将搭子总归凑得齐。这似乎比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只能听孟小冬的京剧清唱，显得略胜一筹。
黄金荣还喜欢泡混堂，每日乐此不疲，即扬州人所谓“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当初杜月笙笙要拉他一同去香港，黄金荣就说:“香港有否混堂？能否容我这八十多岁的人每天去攉趟浴？”说得杜月笙无言以对。
以租金收入维持生计
人民政府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据说黄金大戏院，就出租给了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已无心思去管这些产业，或者交给门徒经营，或者由二儿子黄源焘打理，钱一时还可以应付。
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出来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
黄宅中抄出枪支弹药
偏偏这个时候，公安局又得到情报，说黄金荣家中藏有枪支。
此事非同小可，公安局马上派人找黄金荣谈话，责询有无此事。黄金荣一脸无辜，连连否认。后来查明，黄家确有一批枪支，黄金荣也可能确不知情。这批枪支弹药是黄源焘所藏，因其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分队长。
公安局派人抄出武器，计有长短枪十枝，其中两枝已锈坏，另有子弹数百发，日本刀数把。
时值镇反高潮，黄家匿藏武器案的反响可想而知。黄金荣本人真正感到了恐惧，他担心政府随时会来抓他，甚至会真的枪毙他。他彷徨徘徊，只好整日关在家中，束手待“毙”。
不动黄金荣的原因
实际上，对于上海的帮会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为我所用，党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确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
陈毅市长和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汉年副市长，都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正确的方针政策。潘汉年分析了黄金荣的情况，认为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和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他在解放上海时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至少对我党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我们就不必把他当作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解放后，一直不动黄金荣的主要原因。
勒令写悔过书
针对围绕着黄金荣的诸种情形，有关部门作了三点指示:
l、如此多的革命群众检举揭发黄之罪行，要求对黄采取行动，说明群众觉悟很高，对政府信任；
2.对黄金荣这个头号流氓之处理，为照顾策略，宜以削弱其实力，分化瓦解其组织为主；
3.对于黄金荣本人应责令写悔过书公诸报端，向人民谢罪，由人民“裁判”。
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结果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已如前面所述，“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响彻上海滩。
杜月笙如何“读”自白书
据文史专家沈寂先生告诉笔者，他那时正在香港，那天去杜府拜访时，恰巧碰到杜月笙正在“读”香港《大公报》转载的“黄金荣自白书”。杜身体衰弱，所谓“读”，就是由管家万墨林念给他听。
黄金荣与杜月笙是同一条船上的难兄难弟，杜自然急于知道黄金荣的自白书，是否提及他，又是如何提及他的，故香港《大公报》一登，便急差人找来报纸，叫万墨林念给他听。
杜月笙听了一遍，说:“墨林，你再读一遍听听。”于是万墨林读第二遍。自白书不长，其中一节谈“四一二”政变前后的事，“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
“停！”杜月笙对这一段掌故最熟悉，也最关注，挥手让万墨林打住，叫他慢慢将这一段读清楚，自己屏神聆听。
听完，杜月笙这才长长舒了口气，显得若有所思，轻声说:“我懂了，我懂了！”
杜月笙如释重负的，是没有听到他自己的名字。
想当初，他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华共进会”成立时，他不就是与黄金荣、张啸林等人一道唱主角的吗？如今黄的自白书，丝毫未提及他的名字，恐怕不会是一种遗漏或疏忽，肯定别有内涵，不妨说是中共方面在传递某种信息吧，而杜月笙自以为是“懂了”！杜月笙的政治敏感性不可谓不强。
自白书两稿不同有奥妙
黄金荣写自白书时，不止一稿。初稿与第二稿原件如今都存上海市档案馆，但内容有较大出入。
第一稿中，杜月笙的名字赫然在焉。原文是这样的:“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明察秋毫，将第一稿退回，责令黄重写。结果第二稿中，内容虽无大的变动，里面却找不到杜月笙的名字。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原因也很简单。杜月笙，是中共方面想要争取的一个统战对象，并且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临终之际，仍以葬回上海浦东故乡叮嘱家人。他知道，黄金荣比他强，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乡，叶落归根啊！
黄金荣的自白书，竟然会对杜月笙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恐怕是黄本人始料不及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