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是军法审判，除非像许席图那样，侦讯期间被苦刑逼疯，否则，大多数政治犯的移送书，就等于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而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也等于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好像黑社会的洗钱一样，军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业，使它合法而已，军法官假定判决某一个政治犯无罪，他的下场就是自己成了下一个政治犯。至于公设辩护人，更是可怜角色，唯一的功能就是替政治犯认罪，祈求庭上法外施恩。大多数政治犯都知道官司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比起在调查局或保安处，心情要平静得多。只有一种人是惊恐的，那就是被判决死刑的囚犯，立刻被戴上脚镣，准备随时枪决。

    看守所执行枪决的时间，总在凌晨五时左右，天色初呈朦胧，囚门“咔啦”一声，门锁打开，传唤的声音早已经惊醒了从地铺上坐起来的死囚。

    “某人，开庭！”

    大家当然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再听到脚镣的声音，一步一步，走向大门。有时候，一次执行六七个人，脚镣声更像钢锯一样，锯碎囚犯们滴血的心头。

    第三阶段就是火烧岛，政治犯到了火烧岛就到了终站。无期徒刑囚犯只有死亡才能出去，有期徒刑囚犯虽然出狱的日子总在10年、20年之后，但总算有一个盼望。

    大脑是一个最难控制的东西，越是不愿去想的事，越会更强烈地去想。在看守所时，难友蒋海溶有一天警告我说：

    “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你快要疯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蒋海溶说，“你坐在那里，一直喃喃自语，到最后嘴角还吐出白沫，根据我的经验，这是精神错乱的前兆。如果你不能够自我克制，你的喃喃自语将变成无缘无故的喊叫，那时候就无药可救！”

    我否认喃喃自语。

    “你问问别的朋友！”蒋海溶说。

    我用一种探询眼光，看着其他难友，他们逐一点头。这是我最害怕的事，并且对自己竟然陷于疯狂的边缘，感到难以为情，但我接受这个事实，向蒋海溶恳求说：

    “拜托你救救我，以后再遇到喃喃自语时，请给我一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