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谈到关于学习理论问题时，还要“张春桥写文章”。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在全国的报刊上全文刊登或转载，并印成单行本全国发行。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奇怪、后又被一些人在讲话或者写文章时所反复引用的“观点”，那就是所谓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都很片面，他“只讲专政”而“不讲民主”。与此同时，姚文元也摇动笔杆，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姚的文章都极力地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提出反对经验主义。
本来文章发表了，全国上下都学习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邓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张春桥文章中的问题。邓小平于是找到毛泽东，就张春桥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请教毛泽东主席，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于是，毛泽东指示对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请政治局议一议。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亲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心忧国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
公审法庭全景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会上，毛泽东再次对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搞宗派主义等行为进行了批评。同时他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被我放过了。此外，毛泽东还说对于张春桥我们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之类的话。
此时，张春桥竟然打断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我们认识……在北戴河开会柯(庆施)介绍认识的。”
这是过去所有会议上从未有过的。
过去开会，除彭德怀之外，没有一个人敢从中打断毛泽东的讲话，张春桥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来说明他心中对于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是有数的，二来也可以看出此时张春桥的狂妄程度。
就在张春桥打断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就批评了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还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的同志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主席还说了“对江青一分为二”，“他们四个人搞小宗派”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之类的话。
会后，江青等人虽然作了检讨，但在1975年秋天开始，“四人帮”更是有恃无恐地越来越猖狂了。
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批评了“四人帮”。
会后，王洪文看到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受到了动摇，就跑到上海的东湖宾馆，与小兄弟们吃喝玩乐。王洪文在这里住了几个月。由于东湖宾馆东面是襄阳公园，怕妨碍王洪文的“休息”，连公园早晨做广播体操放的喇叭也被勒令禁止了。我家那时距离此地只有几百米，我到公园去时常听到有人在议论这件事情。
我在参加秦城监狱预审的时候看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认为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个人讲的，其他的人很少说话或未说话，更没有展开过讨论。会上，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人，但没有下定决心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一拖再拖，以至于在他生前都未能解决。
被告席上的姚文元
我在预审的时候看到这份记录后，对没有看到的同志说要抓紧时间看一下，对于今后在法庭上和合议时区分罪和错大有好处。不几天，有人去调这份记录看时，保管材料的同志说，已被胡耀邦同志调去了，并说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态度，以及开始时对张春桥的某种信任，使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来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张春桥又多次地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1975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一个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对此极为不满。
张春桥在1976年2月3日针对这两个中央文件写道：“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张春桥在此还引用了一首古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张春桥从此不再说话
1980年11月27日，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张春桥。审判员王战平问张春桥：“1967年9月，1968年3月，1975年11月你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一事，是不是事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法庭宣读、出示了有关证词。
徐景贤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说，1967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张春桥还说“今天除徐景贤以外，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这才像个‘改朝换代’的样子。”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说，张春桥同他谈话时，指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
法庭还传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出庭作证。黄涛说，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的钓鱼台约他谈话，曾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正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张春桥开始大量地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法庭还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内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一事进行调查。审判员问张春桥，他始终不语。
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审查时写的交代提纲，里面有“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对刘少奇。12月25日打倒刘少奇大行动。”接着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1年1月15日写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其中有：“春桥号召我们和刘少奇干到底。”法庭还宣读和投影1967年1月1日《井冈山》报第五版《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记井冈山兵团12月25日大行动》一文的主要章节。
文革武斗场面
然后，法庭传唤蒯大富出庭作证。
蒯大富在证言中说：
1966年，大约是12月18日，接到电话，我到中南海西门，张春桥对警卫说是我找他来的，让他进来吧。在西门内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在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我一听就明白了，张春桥就是要我们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刘邓搞臭。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头头，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场所谓的“12·25”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时张春桥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