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当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创作的剧本《海瑞罢官》改编而成的同名京剧正在热演时，康生和江青便“英雄”所见略同，都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和利用价值，只是适值我国经济困难，康生认为火候未到，于是就压抑、等待了三年。直至1965年年初的一天，康生径直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向毛泽东诬称：“《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哩！”事后，康生和江青通过对毛泽东听了“汇报”后的表情的分析，认为已得到毛泽东的默许，俩人便谋划由江青出面到上海去找“笔杆子”写批判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出笼，一下子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引信”。而于1966年5月和8月先后被重用提升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则赤膊上阵，与江青遥相呼应，并暗中靠上林彪，大肆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组织围攻朱德和陈毅等老帅，罗织“新疆叛徒案”和“六十一人案”，伙同林彪、陈伯达炮制“天才论”语录，帮助江青策划借批孔之名影射批判周恩来等等，使刘少奇、张闻天、彭真等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蒙冤负屈，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借着排斥、打击异己分子及全国混乱的局面，他又连上新台阶，继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最终在党的十大爬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康生在病入膏肓、气息奄奄之际，依然困兽犹斗，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邓小平一状。同时，当他对成不了气候的江青大失所望的时刻，便又反水了，假借别人之手，向党中央检举江青等人的历史问题，为金蝉脱壳、保全自身而找了个垫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