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康生隐忍以待、处心积虑，很快地发现毛泽东在1952年至1955年期间的许多讲话中一再强调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于是他也开始翻看有关农村问题的一些材料，搞起了农村调查，花了很大功夫和精力，给毛泽东写了几封关于在农村扩大集体化的建议信，令毛泽东刮目相看。1956年，当看到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在建设上反冒进的意见不满意时，本来对此漠不关心的康生也立即亮出了不同意反冒进的态度，再次博得毛泽东的好感。1959年7月至8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当康生收到中央办公厅对“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印发本时，顿时感到这是一个向毛泽东邀功请赏的千载难逢之机。于是，他立马给毛泽东写了个大意如下的条子：彭德怀这封信绝不是偶然的。这次，他的矛头，就是对准主席来的。这是一种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尔后，他又在小组讨论会上恶语攻击彭德怀“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组织反党小集团”。接下来，他故伎重演，又在1962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带头诬蔑习仲勋是“利用小说（指《刘志丹》）反党……是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指责邓子恢是“同毛主席唱对台戏……鼓动安徽、河南搞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后不久，康生被擢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康生摩拳擦掌，又进一步寻觅着点火放炮的机会。1964年5月，当康生从《光明日报》上读到由中央党校教员艾恒武等人撰写的理论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时，顿觉如有神助。他立刻组织人员写了一篇与之针锋相对的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随之，他一边冷眼旁观着社会上的反应，一边通过江青“传书”，很快得到了“尚方宝剑”。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便公然指示《光明日报》专门组稿深入引发对“合二而一”论的争鸣，以便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然后，他又调动写作班子炮制出了题为《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显要位置上。他通过该文攻击批判“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的论调，大肆鼓噪斗争哲学，并进一步向全国理论界、文艺界和教育界开刀，不仅打倒了时任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还使上万人受到株连迫害，客观上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