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一回到延安，康生就与同乡江青相遇相交了。一来二往中，江青对康生这位身居要职的老乡十分尊敬，而老谋深算的康生也很快从漂亮、伶俐的江青身上发现了她那特殊的价值。因为他已捕捉到了江青有追求毛泽东之意，而毛泽东对江青也颇有好感。故而，有一天晚上，当时兼任延安鲁迅艺术学校学生辅导员的江青等正在彩排京剧《打渔杀家》时，喜欢京剧的康生也来观看了。演完后，他走到江青跟前，竖起大姆指夸奖道：“你今天演得真好，毕竟是科班出身，你都把萧桂英演活了。等你们正式演出时，我一定请主席来看。”

    《打渔杀家》公演那天，康生陪同毛泽东坐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的前排，他不时地用手指点着、介绍着。江青则在台上演得特别卖力，毛泽东也看得津津有味。不久，江青便成为了毛泽东的夫人。

    1938年冬，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的刘晓、王世英等，曾来电报告江青有叛党变节等历史问题，建议认真审查。但这封电报却被康生扣下来秘而不宣。1942年延安整风时，党内干部均要人人过关，江青也不例外。在一次审查会上，当江青谈完了她在上海的那段经历后，有人就严肃地提问道：“你被捕过没有？”康生见江青有些心虚，就一把将问题揽了过去：“江青同志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情况，组织上了解过。我清楚这个情况，没有问题。江青在白区工作表现得很好，如果是江青同志思想不进步，能放弃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大城市生活，来到延安吃带沙子的小米吗？”审查小组的其他人面面相觑，只得草草收场。江青轻松地度过了“整风”关。

    建国前夕，当听说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即将从苏联回国时，江青方寸大乱，便急忙习惯性地来到康生办公室求教。康生虽然也觉得此事比较棘手，但还是劝慰道：“你怕什么，木已成舟了，贺子珍还能把你挤走吗？”“这我也知道，”江青这才稍冷静了一些，但仍不无忧虑，“可是，她将来要是也到北京，我心里就别扭。”“这好办，咱们可尽一切力量，不让她同毛主席在一个城市里。”于是，康生如此这般一番面授机宜，终于使江青喜上眉梢。

    这天，江青突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捶胸顿足、大哭大闹。不一会儿，她忽然又转为狂笑不止，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精神病人似的。康生恰于此时走了进来，望着江青颇为同情地说：“主席，这件事对江青同志精神上刺激很大，她对主席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略微停顿了一下，他又望着毛泽东：“贺子珍同志确实神经上有毛病。苏联把她放在疯人院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不少例子说明，一个疯子，在国家的主宰人身边，这是不祥之兆，国家是不会平安的。”就这样，在康生的一手导演下，贺子珍回国后连北京都没让进，从此便永远地离开了毛泽东。也因此，江青对康生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兼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为毛泽东的副手，但实际上却是整风运动的全权具体操作者。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他擅自移花接木、篡改宗旨，将其转变为以审干肃特为内容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加之以往他在延安的“肃反”工作中大搞逼供信，影响不好，积怨甚多，因而于1944年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并致使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很多代表都不愿意投他的票。经毛泽东做说服工作后，康生虽然被免去了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部长之职，但仍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善玩“左”倾之火的康生也偶有被烧的时候。他先是1949年秋在与饶漱石竞争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权力角逐中失手，后又于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格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是由于1946年至1947年间，他奉命在晋绥、山东渤海等地领导土地改革工作时，大搞“左”的一套，扩大打击面，将一些中农甚至下中农也划成地主、富农，影响恶劣，被毛泽东怒而疏远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