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也于1933年6月溜到苏联，追随王明做了副手，并从此改用康生其名。期间，他与王明形影不离、瀣沆一气：一是通过频频给中国留苏学生和国际上的一些兄弟党做报告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手段，为突出美化王明和欺骗共产国际大造舆论；二是于1935年夏串联留苏学生给共产国际上书，联名要求批准任命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三是为了捍卫王明宗派、清除异己分子，积极策划在由留苏学生组成的中共旅莫支部中的“镇反肃托”运动，使许多被他和王明看不顺眼的党员干部被冠以“汉奸”和“托派”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审讯、监禁、劳改乃至含冤而死。康生甚至对已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在苏联反省检查的李立三也极尽落井下石之能事，除了百般刁难之外，还向苏联肃反机关诬告李立三是托派，想借刀杀人，只是由于周恩来的多次交涉，蹲了两年牢的李立三才被救回国内。由此，康生也得以借王明的极力推荐而再上新高，于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一道回到延安，康生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在党中央驻地延安这个高层领导人云集的地方，康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因人制宜的为人准则：对待手握大权的铁腕人物，要学会号脉，要摸准他的脉，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对待同级，要和蔼可亲，热情友好；对待下级，要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在积极支持王明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张的同时，眼见得王明渐渐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康生便又开始琢磨着更换门庭的问题，转而将目光盯上了毛泽东。

     在1938年9月至11月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先后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撤销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因形势所迫，康生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有关王明的内幕情况，摇身一变而成为揭发、批判王明的急先锋，甚至于在任何公开场合下都刻意把自己装扮成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积极分子。因此，他又骗取了信任，被委任为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

     “保护”江青过关，三跃升任党中央副主席

     下定了踹开王明的决心后，康生就千方百计地积极向毛泽东靠拢，一方面采取不断地向毛泽东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动向以及卖力地反击王明和表明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鲜明态度等手段，来争取毛泽东的青睐；另一方面，他又采取迂回技术，极力促成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以此做长线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