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1930年9月召开的党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严肃批评时，康生立即反戈一击：“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惟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只此一举，他不仅保住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来还意外地被任命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职工部部长等职。

    攀附王明，二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与李立三划清界线后，康生就仿佛一根寄生的藤蔓，很快又紧紧地缠上了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被他所看好的未来中央的实力派人物——王明。果不其然，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全力扶持下，王明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很快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 
    在李立三与王明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善于“保驾”的康生，曾两次重创王明，使王明先后受到警告和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如今时过境迁，康生不得不夹起尾巴，主动上门负荆请罪。

    一天深夜，他敲开了王明的家门，屁股还未坐稳，便拘谨而又诚恳地说：“我今天是向你道歉来了！”见王明始而惊讶，既而无动于衷，他又歉疚地叹了一口气，声音低沉地继续说道：“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

    既然康生已把软话说到了这个份上，王明也就不能不摆出一幅宽宏大量的高姿态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

    “哪里，哪里，”康生诚惶诚恐地说，“不是合作，是领导。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就多指示吧，我一定尽力去办。”就在这种越来越投机的谈话中，两人往日的旧怨如冰雪般消融，王明脸色也由冷淡而转热情。此后不出一年，他便被王明提携为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成为宣传鼓吹、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和组织路线的得力干将。他口若悬河、下笔千言，仅在1932年到1933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就以谢康、骆驼为笔名，发表了20余篇吹捧王明路线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