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号跑了

     我在东北一个看守所一关就是三年。家人一直不知道我的下落。看守所传出的消息是：韦大卫已经疯了，在看守所里面还唱歌啊、骂人啊、打人啊什么的。

     我知道，我要是嘴软点可以少吃点苦，但我是不会屈服的。有时候他们把我打得遍体鳞伤以后，往牢房里边一扔，就扔在地板上。我说，小子，我只要养足精神我还跟你们斗。

     我大喊大叫，我大声唱歌，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唱草原上的歌曲。有时候看守来质问我为什么唱外国歌，我说哪个国歌我不可以唱，我说好听，我喜欢唱我就唱。唱了歌我心里能舒坦点、亮堂点。后来我争取到一个合法权利，就是每天唱一小时，上午半小时，下午半小时。他们后来说，你别看韦大卫他不听管教，他唱歌唱得不错喔。那些打我的人，后来我出来以后，有些申请调走，有些是请了长期病假，有些是见了我就溜，有的见到我就敬礼。他们知道我是块硬骨头。

     入狱后，我就不断地给中央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1971年，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专案组”突然以组织名义宣布我“不够资格享受家庭幸福”，强迫我跟我爱人离婚。我说我饶不了你们，出去以后非得跟你们干。那个专案组的头儿说：“你放心，你一辈子也出不去了。”多年前，我从戒备森严的台湾陆军军营里跑出来，一个人在甘蔗田里走了21天。多年前，国民党空军因为怀疑我有共产党嫌疑，几次要把我除掉。我没有想到天下之大，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这一次，我再次想到了逃离。

     1972年我被转到了北京丰台的一所监狱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越狱，我要到中央去申诉。

     监狱是两层院子，戒备很森严。墙很高，而且有电网，人是爬不上去的，只能从上往下跳。上面有个了望塔，有十来米高。了望塔上面的看守，他拿冲锋枪在那里看。只要被看守发现逃跑，就会被开枪打死。

     为了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便实施计划，我一改一向不服管教、顽固不化的性格，主动要求到监室外参加劳动。这样积极的表现，很快就得到狱方的批准。但是他们对我不放心，每次劳动派了一二十个看守在周围围着我。我根本没机会跑。我每天按时出工、收工，老实劳动。一个月后，狱方渐渐放松了对我的看管，撤掉了好多个看守，就留三个看守看我。

     1974年，十月底，经过几个月周密细致的筹划，我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了，开始为越狱做最后的准备。我平时穿一件黑毛衣，里面藏了一件蓝色的中山服，把毛衣穿在中山服外面。原来也不戴帽子，快要走了我就把帽子藏在衣服肚子里。

     10月30号上午，和往常一样，我在三个看守的押送下，离开监室到监区劳动。这一天，干部安排我检修暖气管道。几个小时后，我一直等待的机会突然出现了。

     三个看守，两个在聊天在抽烟，其中有一个去拿工具。我一看，了望塔上面那个警卫下来了，他说是上厕所。机会稍纵即逝，我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开始了行动。

     我躲过两个看守，从后面绕过去，叮叮咚咚我就上了那了望塔。到了望塔，毫不犹豫的我就跳下来，落在那电网的两边，站上了以后我就一翻身，跳出监狱高墙，迅速冲进了一片玉米地。

     那时候监狱里边电铃已经响了。“43号跑了，43号跑了！”抓捕小组紧急出动。

     让抓捕小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临时改变了乘火车先逃往外地的计划，而是直接逃向了北京城区。他们决断错误往丰台车站追，而我逃到一个路口，扒上了一辆开往城区方向的卡车。

     我把毛衣脱下来，帽子也戴上了。这算是简单的化妆吧，跟出来的时候样子不一样了。这化妆很成功，当时各地的派出所都接到命令说跑掉一个重要犯人，身穿黑毛衣、光头、没有帽子等等，这套打扮就对不上了。

     卡车开得很快。进入北京，我辗转来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我的情况被很快上报，叶剑英元帅亲自负责处理此案。我再次胜利逃亡。平反之前，我已经在看守所里被关押了近七年。后来我才知道，我是那所监狱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的逃亡者。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人说我是越狱专家，还有人说我是“传奇”。我只是不愿意听命于这个那个。我觉得我应该干、可以干，我就干。我一辈子历的这些险、过的这些坎都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连。我倒是没有委曲求全，没有向命运低头，该走的道路我走了，该干的事我干了而且干成了。我这一辈子，我觉得也可以了。

     韦大卫

     1928年出生于广西。1956年1月7日从台湾驾蒋纬国专机冒险起义，飞赴祖国大陆,举世震惊。海峡两岸，他两度入狱，数次逃亡，但都能化险为夷。“文革”结束后，韦大卫恢复工作，相继当选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曾担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委员、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顾问等,人们都尊称他“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