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在南下潮汕的行军途中，一直有一位名叫安琳的女青年做伴。她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爱神维纳斯总是对诗人情有独钟，安琳也不例外。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琳不顾劳累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遭到袭击，郭沫若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安琳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10天。待风向一转，同船到香港。稍后一起回到上海。

    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经历郭沫若是难以忘怀的，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总的主题是革命与家庭（两者之间的矛盾）。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

    郭沫若再赴日本前，朋友们为他和安娜饯行。安琳也去了，席间显得不大自然，原因在于郭沫若和她虽有情愫但郭沫若却不能专爱于她，他的日本妻子正坐在他的旁边。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的样子，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安娜凭着女性的敏锐的直觉，看出郭沫若和安琳的关系似乎有些异样，回家后便问郭沫若个中究竟，郭沫若一一如实相告。

    安娜问郭沫若：“你爱她吗？”

    郭沫若回答：“自然是爱的，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

    安娜又问：“既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

    郭沫若说：“惟其爱才不结婚。”

    他说得很巧妙，很机智，但终究有些模糊、含混，让人不得要领，好像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在谈论婚姻中的哲学或哲学中的婚姻。安娜要实际得多，她指着草席上睡熟的三子一女，对郭沫若说道：

    “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以上所写根据郭沫若的自述《离沪之前》。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这些说法都同郭沫若的自述有所不同，似乎暗示了安娜和安琳的关系有某些微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