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周恩来》中有这样一组镜头：1968年10月，周总理在办公室里看阅公安部送来的有关孙维世的死亡报告书，“在押犯孙维世于10月12日晚11时送公安部医院，诊断系蜘蛛膜下腔出血，经治疗无效，于14日下午3时30分死亡。特此报告，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周总理心情特别沉重地在孙维世死亡报告上批示并告诉秘书“马上送公安部，叮嘱他们要保护好孙维世的遗体，准备检验。”秘书奉命走后，周总理陷入回忆中……

    1939年8月，延安。周恩来伤臂缠着绷带，正在办公桌前与邓颖超、孙维世谈论去苏联莫斯科的事。孙维世说：“爸爸、妈妈，毛主席批准我跟你们一起去苏联了，可以见到斯大林，去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还要去莫斯科小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学校，可看好多好多戏……”

    周总理拿着孙维世的遗照在沉思着……秘书进来说：“总理，孙维世同志的尸体已经火化了，他们说按反革命处理的，连骨灰也没留下。”

    周总理拍案而起：“太不象话了，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烈士子女呢！”

    以上这几组镜头虽然是电影中的几个画面，但却是历史事实。早在1937年延安时期，孙维世是江青的战友、同事，也是朋友，可到了1968年3月1日，孙维世便成了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的“仇敌”，不仅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而且到10月14日被迫害惨死狱中，这完全是江青为了掩盖她自己丑恶历史而一手制造的大冤案。

    历史倒退到二十年代，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革命先辈，四川南溪县人（1885-1927），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文科班，1911年加入同盟会，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辛亥革命后，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由于揭露袁世凯窃国阴谋而被通缉。1918年到朱德旅部任谘谋（即参谋）。1922年赴德国留学，11月于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后曾两次到苏联考察学习。1925年冬回国，任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1926年6月，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1927年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揭露。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敌人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他严正拒绝。4月20日，孙炳文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42岁。

    当时孙维世（原名孙光英）只有6岁，母亲任锐带着她逃亡到武汉，不久又回上海，继续坚持地下工作。孙维世从小就受到党的革命思想熏陶，小小年纪就能帮助妈妈烧毁秘密文件或送信。从9岁到16岁，基本上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除了母亲的教育，只在12岁时在北平贝满中学上过一段时间学。14岁随母亲到上海参加由党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社的进步演出活动（当时江青也在那里），曾在龚秋霞主演的电影《压岁钱》里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