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抗战时期的宋庆龄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建议她尽快撤离。宋庆龄经考虑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护送、党指派的联络员李云暗中陪同，登上法国邮轮赴香港，她决心在那里继续开展抗日斗争。翌年6月14日，宋庆龄为广泛地争取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抗战，在香港干德道11号2A寓所宣布创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亲自担任主席；后保盟迁至香港西摩道21号办公，并于广州、上海设立了分会。
抗日战争初期，大片国土被侵华日军占领，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毅然开赴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宋庆龄曾指示保盟利用自己的出版物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发表过报道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华北反击战》，以及述评《中国的新四军》和美国伊文思·卡尔逊反映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地报告《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等；另外，保盟还出版过战地记者杰克·贝尔敦写的《新四军》，以及年报《在中国游击区》等。它们传播较广，在海内外都受到关注。为了帮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医疗事业，宋庆龄在1938年9月经与来中国考察的伦敦援华会代表、《每日新闻》特约通讯员何登夫人商议，决定把由白求恩建立的晋察冀边区五台山的一所八路军医院改建为伤兵医疗中心，定名为国际和平医院；翌年3月，保盟在《致友人的捐募信》中，提出希望国际和平委员会帮助开办一批有250张床位的医院，同时详细介绍各抗日根据地需要帮助的一些医院的情况。至1940年初，除最先运作的晋察冀国际和平医院之外，又增加了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和皖南国际和平医院，这些战时医疗机构的条件相对比较好，在救治伤员、预防疾病、提高公共卫生水平等方面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物资援助方面，保盟按宋庆龄“香港主要支援八路军，上海则负责支援新四军”的指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保盟向八路军提供过许多可贵的支援，仅在1939年就运送四批急需物资:3月，将加拿大温哥华华人爱国同盟捐赠的5副卡车底盘装配成卡车，满载药品等送往延安；5月，将英国实业家约翰·桑尼克罗夫特捐助的大型救护车送往延安；7月，按照延安的要求，从香港空运治疗回归热的“914”针剂5000安瓿，另由陆路运去5000安瓿；年底，委托西北工业合作社承制10万件棉衣，送交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再有，保盟曾派其驻重庆代表王安娜去贵阳，接受红十字会提供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一批医疗物资；又曾募得重达1吨的外科手术器械和磺胺药品，请八路军驻渝代表护送到抗日游击区；还曾接受南洋华侨捐赠的一台大型X光机，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协助下用飞机直接运往延安。与此同时，保盟也为八路军募集了数目可观的经费。
保盟对条件更艰苦的新四军的热忱支援，尤其令人感动。1938年秋，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采访，获悉那里药品、医疗器械极为缺乏，就马上建议他们与保盟联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很快找到了保盟上海分会，同秘书耿丽淑(原名塔利塞·格拉克，美国人)进行接洽。沈其震不仅带去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医务工作情况的照片，以及千疮百孔的日军军旗、钢盔和士兵家信、护身符等战利品，还有他自己拍摄的小电影片子。耿丽淑看了十分兴奋，便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等进步人士请来同沈其震见面，大家决定利用这些实物举办一个介绍新四军战绩的展览会，让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接着，耿丽淑为沈其震搞来一张赴香港的船票，并告诉他怎样去找宋庆龄。当沈其震抵达香港见到宋庆龄时，他转达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问候，并呈上史沫特莱亲自打印于丝质白手绢上的函件。宋庆龄亲切地告诉沈其震，她已经知道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国际上主持正义的一些团体和个人都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已经有不少募集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沈其震返回后，新四军军部及时地得到了一大批急需的医用物品和其他物资，尤为可贵的是其中的“白浪多息安”属国外刚投产的消炎新药。1939年4月，沈其震写信向保盟反映，军中新建的可容200名伤员的病房急需蚊帐和奎宁。宋庆龄闻讯很着急，决定尽快解决。于是，保盟上海分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第二次派出民众慰问团，吴大琨为团长，殷扬(扬帆)为副团长，成员有白蚀(王元化)、王婴(王曼秀)、田荒(白沉)等20余人，他们携带着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和400听炼乳等赴皖，送往新四军驻地。同年5月，宋庆龄得知新四军前线医院急需一批毛毯，便立刻进行筹措。宋庆龄在她主持起草的保盟工作报告中，向国外援华团体恳切呼吁:“在9月份之前把两万条毛毯运给我们，将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救护十万名伤兵。”由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这一呼吁得到积极响应，以至捐赠数量最后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同年冬，叶挺在沈其震陪同下从重庆飞到香港，专程去拜访宋庆龄。“孙夫人，一别10多年，今天有机会来看望您，太高兴了。特别是这一年，保卫中国同盟支援我们不少医药和其他物资。我代表新四军指战员特地来向您表示衷心感谢！”叶挺一进门就感激地说。“不敢当，不敢当。你们前方战士为了祖国，在浴血奋战，我们做点工作完全应该。”宋庆龄高兴地设宴招待，“来，边吃边谈，你们在前线太辛苦了，吃顿家常便饭，也算是表示点心意。”席间，叶挺介绍了新四军的战斗形势，宋庆龄则谈了保盟的活动和国际形势，他们谈到很晚才分手。当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一批他在保盟仓库里选定的急需物资也接踵而至。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制造了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叶挺被扣留。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迅速联名发出电报，对之进行愤怒斥责。不久，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派沈其震再度前往香港，向宋庆龄汇报情况。宋庆龄一见到沈其震，就有些担心地问:“我们这次损失这么大，还有力量吗？”沈其震向宋庆龄详细地转述了刘少奇、陈毅的话，并说:“请您放心，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延安嘛。”宋庆龄听到这句话，开心地笑了。这次会见后，又有大批药品等物资送入新四军防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轰炸香港。宋庆龄主持召开保盟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部署了各项应急事宜。经大家一致要求，宋庆龄乘机赴渝，她在临走前表示:“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1942年8月，保盟在重庆重组中央委员会，办事处设于两路口新村3号(宋庆龄寓所)，在宋庆龄领导下继续把援助重点放在游击区，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