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艾禾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北京人，伴随着一次次到天安门游行，在政治风云中长大。他们，乃至这一代中国人，其生命岁月都不可避免地与天安门融为一体。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七中的初一学生李永明一大早吃过早饭，就随着学校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了。老师告诉他们，要到天安门去开一个大会，到了那里李永明才知道，是开国大典。
在现场，谁也不知道，大典什么时候开始，老师也不知道。但大家都非常兴奋，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互相拉歌联欢，不知不觉，午饭时间也过了。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上聚集了30万民众和将接受检阅的解放军官兵。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时刻。
李永明后来回忆说：“我猜想，中南海可能原来想上午就开会的，由于有种种原因，有些事没结束或办完，结果下午三点才开始。”实际上，此时新中国的领导人们正在中南海开会。下午2点，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宣誓就任主席。下午3点，他与朱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那里，毛泽东发出了被载入史册的强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那一天，30万军民走过天安门。先是受阅部队走，再是等待在东长安街的群众队伍走，然后，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也移到了东长安街，走过天安门。足足走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李永明记得，大典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人也饿坏了。
那一年，李永明14岁，刚刚从北京郊区的房山考入北京城里的中学。这是他第一次到天安门参加大型政治活动。他没有想到，后来他自己都数不清究竟去了多少次天安门广场，他一生中的最好时光都将与天安门广场相关联。
其实，何止是李永明，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北京人，乃至这一代中国人，他们的生命岁月，都不可避免地与天安门融为一体。
改造旧世界
李永明第一次来到的天安门广场，只有今天的五分之一大。他记得，“长安街上分别有东三座门、西三座门，广场南部还有轨电车。天安门以南正阳门以北，还有红色的围墙。”那是一个T形的广场，被围墙、城门和公交线路给包围。
严格说，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政治集会场所，只是皇家紫禁城的正门前的一块宽阔空地和通道。这样的广场，除了衬托皇家城垣的威严外，它的实际作用是可以容纳参加科举殿试的举子们在此等候“传胪”，得知自己是否金榜题名；另一个实际作用，是每年“秋审”“朝审”时，各级官员将被判刑的犯人的案子会审，等候皇帝勾决。特别是在朝审时，被判处死刑的犯人都要一排排地跪在这里。
说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是“T”形，是因为它向南伸展，南北方向伸出一条宽65米、长达500多米的长道，直到正阳门。当年的长道两侧，有“东千步廊”和“西千步廊”，千步廊外侧，分布着明清两代的朝廷衙门“五府六部”，如礼、吏、户、兵、刑、工诸部，中军都督府、大理寺等等。所以，这里历来也不是普通百姓能来的地方。
历代封建王朝并没有为城市提供政治集会场所的意识与传统。但新生的共和国则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就是把这些“五府六部”逐渐拆迁推平，使天安门广场真正扩展为一个方形的、能容纳100万人的世界最大广场的过程。
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1949年10月，李永明加入了共青团。他成为一名学生积极分子、学生干部。他记得，那时的政治活动特别多。“比如庆祝党的生日的报告会，或是革命前辈讲他们的经历。我听过廖承志、肖华的报告，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树林里、或是故宫的太和殿广场……不是学校所有的人参加的，因为我是团员，老师就让我去。”
这些成了政治课堂的北京文化古迹，都在天安门附近。每次李永明都是走着去，像第一次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时一样。李永明的学校在旧鼓楼大街，离天安门有十几里路，步行需一个多小时。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一路高歌，大家也不觉得累。“那时去天安门都是走着去，哪有车？没这个条件，那时连公共汽车都少。”当时的北京城，城区还基本限制在今天的二环路以内，住在西直门或是建国门，就已经是住在了北京城的边上。从老城区的各处步行到天安门，一般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在人们的体力范围之内。
从开国大典之后，北京年年的“五一”和“十一”都举行游行，李永明基本上年年参加，他眼看着天安门广场在逐渐扩大：1952年，拆除了东、西三座门；1955年，拆除了广场中部的红墙，扩展了广场南部，而真正的扩建，是在1958年，为了迎接共和国的10年大庆，这一年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一广场的诞生
天安门广场究竟要建多大？在1950年代曾经有过一番讨论。开始，参与讨论的苏联专家曾提出，当时北京的人口只有140万人，而且世界上的城市广场“一般都是五六公顷”，所以不宜搞太大。这里，一个可比的广场是，莫斯科红场的面积为9公顷。但这些建议遭到中国官员和专家的反对。中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天安门广场是政治活动时“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所以广场的面积不能太小。其实，到了1956年时，天安门广场已经有十余公顷了。
这件事情是毛泽东拍的板。1956年10月，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透露了毛泽东对于北京人口规模的看法：“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事实上，在1950年就已经有人提出要修建一条“必须能应付将来一百万人队伍的大游行”的“游行道”。
曾直接参与天安门广场设计的陶宗震回忆，当时，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副主任沈其直接向他布置规划设计任务：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这一尺度，使得天安门广场的总面积达44公顷。 本来，陶宗震在自己的设计思路中，对于广场会不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都有所考虑。但对于天安门广场的设计考虑，首先是政治的。陶宗震记得，有一天，一位名叫辛毅的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来见他。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即长安街与广场融为一体），以便于游行集会。
许多年以后，陶宗震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实际上，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已经完全把苏联人抛在一边。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当听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对此，历史学者洪长泰有一个评价：中苏关系在50年代后期急速转坏，中方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来。中共要建成一个在各方面（面积、设计、气派）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是可以理解的。
195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和国庆十大工程同时开工。10个月后，它在世人面前亮相，人民大会堂等周围建筑也同时以惊人的速度竣工。此后，天安门广场虽还有过若干次扩建改造，但它今天的基本风貌就在1959年奠定。
广场建成了，在这里举行的游行盛典，也开始成为一种宏大而严密的仪式、浩瀚复杂的巨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