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与邓小平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病死。

刘伯承的神经系统出现严重障碍，丧失思维能力，专家们束手无策，纷纷钻进图书馆，遍查国内外医学文献。然而专家们的努力，最终没能挽留住敬爱的刘帅。徐向前悲痛写下“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的诗句

1973年以后，刘伯承元帅丧失了思维能力。从此，就在医院里，没有离开过病床。

1974年3月，为了加强对刘帅重病的治疗，上级决定进一步充实医疗组的力量，把在外地的著名心内科专家牟善初教授调到北京，担任刘帅医疗保健组组长。

军令如山。牟善初很快来到了刘帅的病床前。

此时的刘伯承神经系统出现严重障碍，时时在病中吵嚷和痉孪……

站在刘帅的病床前，医护人员心如刀绞，看着昔日与邓小平一起率大军挺进大别山闻名于世的刘伯承，大家心里好像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难受。专家们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不解除刘帅的病情，就是失职于人民。

为了深入了解病情，专家们一连几天几夜守在刘帅的病床前，细致入微地观察刘帅的每一个病情症状。同时，认真详细地翻阅研究刘帅的全部病历，全面了解以前的治疗方案和处理措施。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刘帅的心脏、血压都没有多大问题。

眼下，最关键的是让他能恢复意识。

神经内科和心脏内科的专家们几乎把刘帅的病历翻得能倒背如流，他们试图从病理学角度来找答案，可是都一一失败了。

已是82岁高龄的刘帅再也经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了。于是专家们一头钻进图书馆，在一本本国外最新医学图书文献中寻找答案。最后，在查阅许多国内外医学文献后，医疗组汇报了一种医疗方案，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实施新的治疗后，刘帅的病一天天有所好转。

抗战初期的刘伯承

但是，医护人员们并没有丝毫的轻松。因为像刘帅这样长期患病，再想他恢复如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一天，罗瑞卿大将和杨成武上将来看刘帅。走到刘帅床前，看到已丧失说话能力的刘帅，两位在战争年代就同刘帅结成深厚友情的将军，不禁泣不成声。

在场的医护人员都被老将军们这种至深的友情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1975年以后，刘伯承因多年患病形成了多脏器衰竭，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2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正在认真地翻阅病理资料的牟善初突然接到通知：总理让他去一趟。

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牟善初被工作人员带到了会议室等候总理。

很快，周总理到了，他身后还跟着北京医院的副院长吴蔚然教授和几名工作人员。

周总理紧紧握住牟善初的手说：“你就是负责刘帅医疗小组的牟善初同志吧？你辛苦了！”

坐下后，总理详细地询问了刘帅的病情和今后的治疗措施，牟善初一一作了回答。总理听后还对刘帅的治疗作了指示。

临别前，牟善初认真地对周总理说：“请总理放心，刘帅的病我们是会竭尽全力治疗的。如有问题我们可以请北京其他医院的专家会诊……”

然而，专家们的努力，最终没能挽留住敬爱的刘帅。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刘伯承因久病不治而与世长辞，享年94岁。

10月14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黑纱缠圆柱、挽幛悬横梁，被装点成庄严肃穆的灵堂。刘伯承静静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他高大的身躯。

16日，刘伯承追悼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邓小平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

刘伯承逝世后，刘夫人汪荣华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把刘伯承的骨灰撤向祖国田野。

10月21日，刘伯承的长子太行、四女雁翎、幼子太迟一行三人，手捧父亲的骨灰，去执行抛撒的神圣任务……

徐向前元帅挥毫记下了首都军民沉痛哀悼刘伯承的感人场面——

日暮噩耗遍京城，泪雨潇潇天地倾。

垂首山川思梁栋，举目九天觅帅星。

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史记殊荣。

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

1957年，刘伯承描述自己的身体：“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尚未好又经近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中央命他担任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他连忙请辞，连南京军事学院的职务也移交了

由于战争年代身体多处受伤，刘伯承的身体一直就不太好。

早在1957年上半年，他就在上海治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伯承似乎预感到一场风雨又要来临，他那残破的“老船”还能经得住吗？他怀疑。

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尚未好又经近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近来寒潮时降，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我的办法：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耳。”

尽管如此，刘伯承仍然多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给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对学院各项工作提出改进意见。

1957年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刘伯承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信中写道：

我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6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工作作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自己在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求，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9月13日，南京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刘伯承由于在外地治疗，未能出席大会。钟期光满怀深情地称颂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他说：“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他特别关心并指导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注意检查效果，十次整风，常称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是军事学院党委对于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道出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

几个月之后，解放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来到军事学院视察，在向2000多名教职员工发表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赞誉刘伯承的话：“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中文、俄文都很好，战斗经验也非常丰富，像他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但就是身体不大健康。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

正当所谓反对刘伯承军事教条主义的时候，作为刘伯承的老战友，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就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大半辈子的叶剑英，这番意味深长充满革命激情的话发人深思。军事学院2000多名教职员工对此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此时，刘伯承已经交卸了所担任的职务，继续在上海、太湖、黄山、广州、海南岛等地医病疗养。

在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的身心遭到严重打击，但他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1958年春，党中央在南宁、成都，连续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

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时国内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抛开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有高级干部千余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所谓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林彪在会议上讲话，若有所指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我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的指责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针对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针对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1958年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工作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在谈到军队工作中教条主义时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

病中的刘伯承尚未完全了解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国防事业为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

在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能严格自责，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本文来源：台海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