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记者朱顺忠

郭玉良

    “郭玉良事件”如果没有好的收尾，那么类似的悲剧还将会继续上演

    朱顺忠，《法制晚报》社深度记者，他采写的很多报道频频在全国引起轰动。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采访了农民郭玉良，并且俩人成了兄弟。或许因为一份未及公开的苦衷，也或许因为共同担当着责任：一种是一名“深度记者”的铁肩担道义；一种是一名普通民工的106年的“良心债”。

106年的“愚公”协议

郭玉良是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的农民，初一没读完就辍学了。因家境贫寒，父亲又早逝，为还债，2001年，郭玉良离开老家，来到北京打工。他的工作是在一家公司负责空调安装，装一个空调20元，平均月收入1000元钱左右。

2007年6月9日凌晨，郭玉良带着4000元钱，把怀孕待产的妻子张桂梅送到北京上地医院。张桂梅之前的两次B超显示胎儿很正常，全家人很高兴。其实分娩照理说是一个很简单、很常规的事情，但郭玉良妻子的情况比较复杂。当天凌晨5时43分，在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后，张桂梅被诊断为“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脂肪肝、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医生通知必须准备4万元转院，郭玉良一听就哭了，他当时已身无分文，只得向老家求助。亲戚们凑了4万元，汇到了他的银行卡里。

2007年6月10日凌晨，张桂梅被送至北医三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因为剖腹产手术后大出血引发的持续高烧、腹腔血肿、胃溃疡、脾梗塞等症，虽然经过47天的抢救，7月27日，张桂梅还是不幸离开了人世。

2007年7月31日，看到医院出示的催款通知单后，郭玉良傻了眼，天文数字，57万元！除了预交的4万元，还要再交53万元！

从妻子入院那天起，郭玉良的生活关键词只剩一个：借钱。正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郭玉良之前借遍了全村父老乡亲，弄到了4万元，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医院方面并没有因为患者没钱就停止用药治疗，从这点来看，很人性。

郭玉良与医院之间进行关于还款的“拉锯战”之后，时间已至2008年1月28日，离春节不足十天。了解到郭玉良的处境后，医院方面的最后表态是：“53万我们不要了，但要把你爱人的尸体留下，供我们医学解剖用。”

对别人来说，这可能是很好的处理方式，但郭玉良接受不了，他和妻子的感情特别深，不忍心这么做。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春节时把妻子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了，他才会心安。

他内心复杂：住了47天院，人死了，还花了57万！他不同意医院的方案。我采访郭玉良时，郭玉良说“城市的医院是老虎”。2005年他带母亲来北京看病时，就领教了医院的胃口。来京不到一个月，在几个大医院做了几项检查，花了2万多元后，母亲去世。他认为这些钱要是在老家治病，绝不会几个月后母亲就不在了。

郭玉良最后决定，宁愿交钱，卖身来交，分期来还款。他开始酝酿还款计划。

于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郭玉良如此写道：我每年5—7月工资2000元左右，8—9月份1000多元，3—4月为600元—900元，大孩子上学每月需300元，小孩子每月吃奶粉需630元，我年迈的父亲一年需要1500元生活费，这样算下来，我每年最多能保证还医院5000元，计划还款时间为106年，子孙三代还完。

协议上有郭玉良的签字，也有医院方面的批示，这几乎成为“史上最荒唐的还款协议”。

医院同意了此协议，郭玉良开始面临难题——他连存放尸体的费用都掏不起。因为没交钱，妻子尸体被安置在北医三院的太平间里。后来，医院装修，尸体又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四个月之久。

事件经媒体公开报道后，社会上发起捐款倡议。在南京投资的台湾商人王进源了解情况后，当即汇来6000元，先为郭玉良解决了停尸费用。腊月二十五，郭买了最便宜的300元的骨灰盒，终于把妻子的骨灰安葬在河南老家，完成了心愿。他在悲恸中又带着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