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的现实

在东莞麻涌建厂，张茵是仔细考虑过的。“在过去的20年里，珠、长三角地区的产业是最为发达的。在选择厂址的时候，我对这些地方进行了考察，结果我发现东莞的政府有极强的服务意识，而且这里还有完善的产业链。综合这两项因素，我确信东莞的投资环境极为优越，最终我选择了将工厂设在这里。”麻涌介于广州与东莞之间，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只有一江之隔。

东莞以GDP平均每年增长18%的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两件事:把全世界大批有钱人吸引来投资，把全中国大批贫困的人吸引来打工。所谓的“东莞模式”，就是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经建成的标准厂房，内地的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要素组合模型。东莞成为世界的工厂，它处于整个产业链的底端，没有销售渠道、没有自主品牌、没有核心技术，丰厚的利润和它无关，它赚的不过是很少的打工费。表面上看，东莞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县到工业化城市的转变，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实现人的转变和提升，农民还是农民”。

东莞现有的基础是一万多家靠贴牌生产为主的加工贸易企业，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酒店、房地产等第三产业，上市公司也不多。东莞在面临双边缘化困境，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东莞庞大的人口，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环境压力。市委书记刘志庚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产业升级。进入本世纪，东莞模式正在逼向极限，土地、电力等资源日渐匮乏，原材料、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

有研究者做过计算，结论是东莞的产业属于“劳动低生产性”，例证是“2004年温州第二产业人均GDP产出为36742元，而东莞为18332元，仅相当于温州的一半，这意味着产出同样数量的GDP，东莞必须投入比温州多一倍的劳动力”。“劳动密集程度更高，因为劳动生产性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的上升空间极有限。东莞模式要实现持续增长需要新增劳动力供给的不断补充，而这些劳动力的工资还必须要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内”。

在这一系列的压力之下，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否真的是那最后一根稻草？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赵维南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底东莞各地工人罢工事件频出，有时一天同时有三四起。起因并非都是新法，而是自从2004年的“民工荒”后，打工者们的议价能力普遍提升，新法的出现，目前对企业主的影响明显大于劳动者。

2007年底，东莞东城区一家4000人的台资鞋厂宣布倒闭，为工人们发放了4000多万元的遣散费。赵维南评价，“这是有良心的。没有良心的，本来财务就不健全，利用这个借口(新法导致成本上升)一走了之，留下残局让政府去收拾”。赵称这样的例子已经出现了两起，还有一些企业主前往越南、柬埔寨考察，准备外迁。赵并不认为新法直接导致了这些工厂的倒闭，但称之为“雪上加霜”。更早一点，2006年，东莞推行最低工资标准每月690元以后，一批企业已经倒闭。

工资的几何级差异在整个珠三角都很明显，相当部分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是向资方和管理层大幅度倾斜的，而第一线工人的工资很多参照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玖龙纸业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不过根据调查部门的结论，玖龙一线工人的薪水略高于广东同行业同岗位1200元的平均标准。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并不赞同SACOM报告的定性结论，他告诉本刊记者，报告所反映的部分问题属于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真正涉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只在于劳务派遣问题。究竟玖龙纸业原料部门的一线工人是否符合劳务派遣的相关规定，是否属于临时性、辅助性、可替代性的工作，目前看来都有讨论空间。

孔祥鸿强调的是，“实际上很多企业在2008年1月1日之前是乱用派遣工，所以现在我们允许这些企业有一个过程解决劳务派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很多方面，而且国务院实施细则还没有出台，对于劳务派遣工的规范性的规定，还需要政府进一步的进行规范”，因此需要一个过程。“我知道有一些企业有几千个劳务派遣工，比如说一个公司，他现在全部转为了合同工。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在2008年之前也是属于很多劳动派遣工，他们现在也正在做转为合同工的工作。既然我们允许这些企业过去不规范，现在规范，我们对玖龙纸业也是这样的。”

“劳资利益不平衡，中国目前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我们的企业还有很多，我们工会也在纠正这个现象。”孔祥鸿对本刊记者说，“但是我们纠正现象不是把企业搞死，而是希望企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劳动者的协商、利益的协调来共同解决劳资关系的问题。”具体到玖龙纸业也是一样，“让它整改，也是让它办得更好，而不是把它办死。当然希望张茵女士和她的管理团队能够更好地管理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