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黄柯杰/浙江嘉兴报道

寻肾记

薛妹珍觉得，在医院的强势和复杂的法律程序下，患者的权益难以保证，她耗费三年时间、精力以及数万元的积蓄，最后却被一些程序纠缠不休

3月15日，薛妹珍来到嘉兴市政府上访，这一天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这位年过40的“消费者”有些特殊，在三年多前的一次检查中，医生告诉她“左肾找不见了”。

三年多来，为了找到自己的左肾，这位下岗职工感觉自己“像一个乒乓球”，被医院和法院推来打去。

肾脏萎缩

1985年7月8日下午，19岁的农村姑娘薛妹珍在骑自行车回家时，被一辆拖拉机从背后撞倒。车祸发生后，一辆过路的小汽车把薛妹珍送到嘉兴市第一医院。

当晚7点半，薛妹珍被推进手术室，医生对她实施了脾脏切除手术，并对受挫伤的肾脏进行修补。

住院41天后，薛妹珍康复出院。

1994年，婚后两年的薛妹珍进入嘉兴市绢纺厂，“三班制的工作，身体一直觉得很累。”

2001年1月30日晚上8点多，薛妹珍与丈夫刚从亲戚家回来，忽然眼前一黑，晕倒在地。“我老公把我送到第二医院，初步确诊是支气管炎。”薛回忆说。

第二天，医生又对薛妹珍“从头到脚”地检查。在做B超的时候，医生告诉她，“你的左肾‘超’不到了”。薛妹珍听后非常吃惊，她把自己在1985年脾脏切除和肾脏修补的经历告诉医生，医生听完后，又帮她仔细地复查一遍，最后写上：左肾未探及。

检查完后，薛妹珍哭着从B超室走回病房，“以为当年左肾和脾脏一起被切的，家里人一直瞒着自己”，而在病房的母亲十分肯定地告诉她：“只割掉了脾脏。”

等身体恢复后，2001年4月19日，薛妹珍带着1985年的病历，来到嘉兴市第一医院讨说法，她跑到医院二楼的医务科，当她把自己在第二医院“左肾未探及”的情况向医生诉说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十分热心地安排她做B超检查。

当天下午，第一医院出示B超单，认为她患左肾萎缩和囊肿。得知左肾还在，薛妹珍舒了一口气，当天就骑车回家。

近半年后，薛妹珍到嘉兴市第一医院做B超复查，结果依旧是左肾萎缩和囊肿，这次左肾比上次又缩小了近9毫米。薛妹珍当时想，“肾脏萎缩起来真快。”

复查后，薛妹珍照常回工厂上班，身体也无不适症状，生活过得很平静。

左肾找不到了

恰巧，薛妹珍所在的嘉兴绢纺厂，也有一位工人患肾萎缩。

“他每天都要吃药，还时常请假挂盐水，我同样是肾萎缩，居然还能正常工作。”这让薛妹珍对自己的病起疑心，同时，嘉兴绢纺厂里“薛妹珍的‘腰子’被人偷走了”谣言开始流传。

2003年初，嘉兴绢纺厂改制，薛妹珍被解除合同，她找到一份推销员的工作。2004年9月，薛妹珍在工作过程中，听到别人说“偷肾卖肾”的传言，她疑虑：我的肾是不是当年被切除掉了。

随后，薛妹珍来到刚成立不久的嘉兴市曙光医院做B超检查，医生告诉她，左肾找不到了，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建议她去做一个CT。

当天下午，她来到浙江武警总队医院做CT检查。医生反复检查了两遍，最后得出结论：“左肾及脾脏影缺如，结合临床考虑手术后切除。”检查医生又在这大字下面添加四个小字：“可能性大”，建议“CT增强检查”。

薛妹珍由此认为，自己的肾脏是被第一医院切除的。她认定，第一医院在2001年出具的两份B超单弄虚作假，“可能是别人的片子。”

2004年9月23日，薛妹珍向嘉兴市秀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嘉兴第一医院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10490元。

嘉兴市秀城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嘉兴市第一医院要求薛妹珍再到第一医院做详细检查，主审法官征求薛妹珍的意见，薛妹珍起先怕医院再造假，后觉得有法院撑腰，就表示同意。

2004年9月30日和10月8日，薛妹珍在嘉兴市第一医院分别做了CT和增强CT，在检查后第三天，薛妹珍拿到两份由第一医院医务科出具的CT报告单复印件。

10月中旬，薛妹珍到第一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检查后，医院不给她报告单。“我多次向第一医院要这份报告单，他们一直都不给。”薛妹珍说。

最后，法院也没拿到那份报告单。

2005年3月15日，该案在秀城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在法庭答辩过程中，第一医院认为，薛妹珍的肾脏是萎缩，而不是被切除。薛妹珍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庭审后，薛妹珍为积累更多的证据，继续找其他医院检查自己的左肾，3月18日，薛妹珍从嘉兴赶到杭州，在浙江省第一医院，自费做“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检查结果仍然是：左肾脏未探及。

由于第一医院拒不拿出核磁共振报告单，3月26日，薛妹珍自己花钱到嘉兴市第二医院做核磁共振，得到结果：左侧肾脏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