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卫平

　　由于历史的机遇,广东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一直扮演着探索者和排头兵的角色,虽然经历了开路者的艰辛,但也品尝到了“头啖汤”的甘甜。细究广东30年经济社会超高速发展的原因,可以开列出一个很长的清单,但归纳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广东经济发展的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下的硕果。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或机制又是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要理解广东30年不可思议的经济发展成就,必须从了解广东30年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入手。

　　从“南海模式”到“顺德模式”,最终实现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市场化

　　广东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产权制度改革的前哨战——多个轮子一起转。改革开放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公有制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但其阻碍经济发展的弊端却逐步显现。广东人找到了一个“遇到红灯绕道走”的办法——在对公有制经济进行“放权让利”和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经济的同时,在体制外寻找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最为典型的是“多个轮子一起转”的“南海模式”。改革开放初期,南海一批“洗脚上田”的农民开始办起了从事日用工业品加工的个体或私营工业企业,由于得到当地政府的“三不”(即不歧视、不限制、不取缔)政策鼓励和扶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从小打小闹发展到占半壁河山,并逐步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

　　第二阶段:产权制度改革的攻坚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逐步明确,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也逐步从体制外发展到体制内,目标直指传统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在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之后的有利环境下,顺德人扮演了第一个吃螃蟹者的角色,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按照“产权明晰、责任明确、贴身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目标,实行企业整体转制。根据因企制宜的原则,在转制过程中分别采取了兼并重组、公司化、引资嫁接、租赁经营、抵押承包、公有民营和破产拍卖等多种形式。曾经因实行“靓女先嫁”而备受争议,但今天像美的和格兰仕这样执市场之牛耳的家电品牌都是由当时嫁出去的“靓女”成长起来的。

　　第三阶段:产权制度改革决胜战——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广东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经历上述两个战役之后,基本上解决了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基础问题,使它们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但大型的特别是处于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仍然“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广东以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为目标,通过组建省、市、县三级国资委,受托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让国有企业与原有行政职能部门脱钩,按行业整合组建大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受权从事国有资产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推动国有企业上市和产权多元化,实行产权交易市场化。目前,广东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任务虽然尚未完成,但其体制框架已见雏形。

　　相对体制优势造就了经济增长和发展优势

　　回顾广东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产权制度改革是市场发育的基本前提和制度基础。广东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先行一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了相对体制优势,是其逐步表现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相对体制优势必然会表现为相对效率优势,相对效率优势又必然形成“盆地效应”,使其他地区的资金、人才和其他生产要素向广东流动,这种相对效率优势和由此形成的“盆地效应”相互促进、相互加强,最终使得广东成为一个具有较强吸纳和辐射能力的经济增长极。

　　第二,产权制度改革催生了庞大的企业家群体。企业家作为创新者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纵观市场上那些耳熟能详的企业,哪一个没有一个或一群企业家在起着“领军人物”的作用?企业家成长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是要有现代产权制度,因为只有现代产权制度才能为企业家提供足够的产权激励,也只有现代产权制度才能为企业家成长提供其发挥才华的平台。没有顺德的“靓女先嫁”就没有今天的美的和何享健,也没有格兰仕和梁庆德。

　　第三,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因是需求结构的变化,但供给结构是否能够和是否足够灵活地去适应需求结构呢?这就与产权制度有关了。在传统产权制度下,产业供给结构存在很大的刚性,根本无法适应需求的变化,只能是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它们由于有很高的自我利益关切度、十分灵活的决策机制和相对低廉的信息成本,牢牢地把握需求变动的脉搏,不断地寻找发展壮大的商机。

　　第四,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实现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形成生动的良性竞争局面,才能激发人们靠自己的努力去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动力,也才能夯实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作者系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