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

　　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之所以需要制度,是因为它有助于人们解决频繁面临的问题；对每一个这样的问题,都会出现相应的社会制度,这一制度的功能就是以最小的社会资源解决这一问题,或者使这一问题的解决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制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然而,人们在面对某个问题时,是可以选择不同制度的。事实上,许多国家在为了解决相同问题的时候,的确选择了不同的制度。而选择同样制度框架的国家却出现了发展轨迹的差异。这是为何?

　　观念与制度：简要的文献说明

　　最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伴随着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同学科复兴的势头,逐渐汇集成以文化因素(主要指价值观、信念、道德伦理)解释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思潮。这一思潮的背景是,20世纪下半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成功(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但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许多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仍然陷于贫穷和专制之中。此外,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中,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自由市场制度；中国、越南、朝鲜则坚持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市场化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领导人认识到,这种发展程度和改革路径上的差异根源于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文化上的差距；而只有将制度改革同思想变革协调进行,一个国家才能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上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观念塑造制度”,就是上述理论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早期的经济学家凡勃伦所建立的制度演进理论,是一个长时段的关于经济与社会组织方式变迁的理论。他发现,在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背后,是人们思想习惯的演变,制度既是思想习惯发展之结果,又随思想习惯的改变而演化。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人的行为既具有遵循某种行为规则的特征,又受着他自己所持有的观念的引导。行为规则主要是对人的行为施加禁令和约束,为每个人划出自由行动的范围,至于在这个范围内朝何处努力,则受到观念的引导。观念对行为的引导将居于优先地位,并将引导人们去改造同其观念不符的行为规则。著名经济学家诺思则强调了制度变迁有两个源泉,即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与行为者偏好(包括价值观)的变化。但他强调,即使两个社会面临相同的相对价格变动并且建立起大致相同的初始制度,这两个社会仍然会在随后的变迁过程中,因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上的差别而走上不同的道路,演化出相距甚远的制度安排。美国学者格雷夫论证了“理性的文化信念”对一个社会的制度框架的形成与演进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理性的文化信念一旦形成,为该社会每个人所知,则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博弈中具有自我实施的特点,因而决定了每个人的最优战略选择,并进一步决定该社会的组织方式和制度选择。

　　观念如何塑造制度：机理分析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观念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形式。我们这里所说的“思想观念”,是指人们关于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以及这种理想社会应该如何实现等一套观念和思想。考虑到观念主体的个体与群体差异,我们将社会观念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社会观念是一个独立个体对社会所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或观念形态(个体性观念)；第二,社会观念是一个社会群体对社会所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或观念形态(群体性观念)。后者作为共同知识,一方面为群体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合理性辩护,另一方面也同时对这个群体中的个人提供了一套约束。

　　1.主流思想观念的形成机制。一般地,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套或明确或不太明确、或清晰或不太清晰的思想观念。而且,在一个稳定的、秩序良好的社会中,也一定存在一套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即所谓的社会主流思想观念。显而易见,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来源于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但是,并非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清晰地、明确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观念；对于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更非人人有能力进行概括、表述和施加影响。因此,我们将社会成员分成两类,一类为社会大众,一类为社会精英。这两类人都参与了社会主流思想观念的形成,但他们在个人能力和对主流思想观念的影响上,则有很大的差别。

　　社会大众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需要有一套思想观念用来安身立命,用来解释自己面临的困惑,然而,他们缺乏思想观念的创造能力,也缺乏阐述和传播思想观念的能力。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世代相传的社会习俗、习惯及对文化传统的学习,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精英对文化传统的阐述和对新思想观念的倡导。社会精英是一群有能力明确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观念、并有能力传播思想观念的杰出人物,他们也是社会主流思想观念的阐述者、传播者、批评者或革新者。因此,当社会处于稳定时期,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是通过精英人物的阐述和倡导,得以广泛传播和延续下去。当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之中,面临新的问题时,而社会原有的思想观念又不能应付此种新环境和新问题,则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面临革新。此时,新的精英人物应运而生,他们或者对文化传统进行新的解释,或者从社会外部引入新思想,或者从实际经验中创造新的思想观念,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社会精英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可能有多种,彼此之间甚至可能相互冲突。在这些新的思想观念中,哪一种将成为社会新的主流思想观念,最终由社会大众作何响应、如何评价而定。一套观念是一套关于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假设,这套假设要得到社会大众的相信和认可,须具备一些条件。第一,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提出和倡导这套观念的精英人物应是可以信赖的人,具有广泛的号召力。第二,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提出和倡导这一套思想观念的人,应是强者、成功者或“英雄”,使得社会大众有理由相信,这套思想观念和倡导它的精英人物能够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第三,这套思想观念应同社会的文化传统有内在联系,能够从社会大众内心的传统资源中找到支持的力量。

　　2.从主流观念到制度安排的构建。社会的制度安排是社会精英和社会成员为实现某些认同的价值目标,所共同选择的(或认同的)一套组织社会活动的规则。这一选择过程表现为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博弈过程。首先,社会精英按照他偏好的价值目标和思想设计出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制度安排。思想理论是他设计制度安排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次,社会精英还希望,在环境、资源、知识等约束条件下,他所设计的制度安排在协调社会成员的行动以实现他所偏好的价值目标时,应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不过,社会精英追求的目标不一定是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而是他偏好的特定价值目标最大化。第三,社会大众对精英人物提出的价值目标和设计的制度安排进行评价并作出支持还是不支持的反应。当某种制度安排在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构成纳什均衡时,这种制度安排就可以在社会内部建立起来并维持下去。

　　精英观念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实证分析

　　精英观念与制度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尽管结束了中国近代百年的乱局,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面临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三个原因导致新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其一,当时发达国家都拥有强大的重工业,因此重工业成为国家富强的标志和目标；其二,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快速实现的国家工业化,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强烈的示范和激励；其三,西方国家当时对新中国的封锁与经济制裁,也加剧了中国对独立工业体系需求的迫切性。由此,中国仿效苏联,采取了高积累、高投资、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实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工业化,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原始积累。二是保证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三是保证高积累下社会的稳定。这三方面的要求都不可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必须依托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精英人物与制度变革

　　长期的低效率以及经济短缺与食品匮乏,动摇了多年来人们对计划经济集权体制的信念。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也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

　　应该说,中国的改革,核心人物的更替是一个重要的路径转折点。1976年毛泽东去世与对“四人帮”的批判,引发了对“两个凡是”及真理标准的大争论,从而动摇了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观念。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与权威地位的确立,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新的历史选择。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表达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本信念。全会的重要贡献,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全会公报首次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要着手认真“改革”、要努力采用各国先进技术经验(也就是“开放”)。

　　建立什么样的基本经济体制,是邓小平长期思考的重大问题。只有将个体性的系统性认识转化为社会主流思想观念,并应用于社会实践,才能影响到社会体制制度的变革。因此,为了避免因意识形态摩擦引发过高的交易成本,邓小平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而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的这套思想观念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与响应。于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体系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更加清晰、方向更加明确。而中国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成为了民众的共同信念,成为社会变革基本的制度精神与路径选择。观念、制度与思想解放:结论与启示

　　历史反复证明,错误的思想观念会造成极大危害,这种危害不仅指人们运用错误的思想观念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而且还包括人们得不到正确的思想观念引导所造成的机会代价。

　　人们信奉某种思想观念,努力实现思想观念中的价值目标,其潜在的动机是,他们相信,依照他们的这种思想观念才能完成每个人对真、善、美、自足等生命价值的追求,也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繁荣、和平等社会理想。总之,人们奉行某种思想观念,其潜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上述人类的终极价值。然而,人类的实践表明,在很多时候人们努力的结果,恰好事与愿违。究其原因,仍然在于人的理性限度,人们在事前很难认识到,他们所深信不疑的思想观念,可能包含着谬误。因此,当人们将这种含有谬误的思想观念应用于创立制度安排时,所产生的制度结果将同人们所潜在追求的人类终极价值相冲突,也就是此种制度结果同人类终极价值正好相背离。

　　当社会成员认识现行制度安排之结果违背了人类的终极价值时,必将对导致这种制度结果的主流思想观念进行反思,去发现主流思想观念中的谬误。从长期来看,这种反思的结果将引起人心向背的变化,这将迫使主导精英修正主流教育观念和改革制度安排,甚至可能引起社会的主导精英更替。推动此类制度变革的力量,来源于人的自我实现动机和对自身错误的反思与改正能力,以及蕴涵于人们心中的社会良知。这就是“思想解放”的本质所在。

　　因此，思想解放,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是指一致性。一个社会的制度规则构成一个完整的且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制度系统,离开这种自成一体的制度系统,单项的制度规则既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也难以付诸实施。制度系统必须包含一致性的价值观与道德伦理。显然,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无论是设计先进的产权制度、组织形式与发展模式,还是引进先进的技术与工艺、先进的管理方法,如果运用和执行这些文明成果的人,自身还没有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这些先进的东西也不过是废物一堆。无论哪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她的人民在心理、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社会经济变革发展同步、相互协调,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可能得以实现。所以,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达成保证制度系统有效运行的共同知识与思想信念。

　　第二是指主导性。如果主流思想观念中存在谬误,而要让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精英反思主流思想观念中的谬误,放弃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思想观念,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主导精英与非主导精英之间出现政治冲突,政治冲突导致政治结构的变化,产生出新的主导精英,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和相应的制度安排随之改变。二是主导精英自身转变观念以修正主流思想并推进制度变迁。不管怎样,从长期趋势来看,由于信念引导着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基本趋向,所以各个时期的精英人物和政治力量将使得整个制度变迁过程跌宕起伏,迂回曲折。

　　正是精英思想观念的主导性决定着社会的制度安排与规治变革的方向与路径,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权力控制者的特殊地位,所以政界精英人物在思想解放中扮演重要角色。诚如汪洋书记所言:“我们现在进行解放思想大讨论,重点是领导干部。”如果说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那么,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做解放思想的先行者、指挥官与执行官。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