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苏东剧变，是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严重挫折，影响当今世界格局、人类未来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世界各国持不同政治立场、学术观点的人们，都在关注和思考着这场给世界造成强烈震撼，给历史造成深远影响的事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深入地探讨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才能正确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认清当今世界局势和未来走向，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在于苏共对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

　　众所周知，苏联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加快“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出乎人们意料的历史性悲剧：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具有90多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拥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领土、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帝国主义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被肢解了。这一剧变就连做梦都在企盼颠覆社会主义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也没有预料到。这种由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到摧毁社会主义的“改向”的转变，来势凶猛而又错综复杂，不能不引起世界人民严肃认真地思考。借用恩格斯的话说，“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苏东剧变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刻本质和“内在规律性”。

　　综观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苏联剧变是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新思维”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紧密相关的；苏联剧变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所谓改革“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纲领产生、泛滥和破产的过程。在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东领导集团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和方针。无论是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还是苏联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是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不必然导致苏联解体的结果。人们常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危机与希望同在。苏联党和人民把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新一代领导人发动的改革上，期望他们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克服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困难。然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集团倡导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些错误的改革“药方”，把苏联这个得了“疾病”，但没有得“绝症”的国家给“治死”了。

　　从本质上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一点也不新，它不过是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政策措施的翻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多少新东西，它的内容大多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它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种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在思想上，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任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滋长蔓延。戈尔巴乔夫甚至还与西方人士共同制定苏联的“改革”计划，并将该计划交给西方首脑审查、批准。这种改革路线、方针、政策怎能不导致苏联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恶果？正如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所说：“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必定为苏联国内……的激烈辩论火上浇油，而且必定复活和发展影响更深远的东欧修正主义”，“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

　　苏联剧变不仅没有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反而证明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及错误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的破产。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以目击者的身份描述了苏共领导集团“一系列背叛的历史——背叛改革、背叛社会制度、背叛国家、背叛人们希望的历史”。他确切地说：“1991—1993年的反革命不仅背叛了改革的思想，而且也背叛了十月革命的理想。”“我国现在总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改革的目的和方式，在于在改革的目的和方式中缺乏社会和道德的基础。”“现在动乱的种子是由戈尔巴乔夫及其叛徒战友们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几年播下的，这些种子落到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掘松和施肥的沃土上后，开始枝繁叶茂，鲜花盛开。” [３](Ｐ564、570)西方政界也对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改革在苏联剧变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褒奖，认为苏联“发生和平演变是戈尔巴乔夫所做工作的结果”，他理应受到“特别的赞许”。

　　二、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的行为”。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位学者引用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的一次讲话，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位学者还断言，“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把苏共的问题放到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中去考察。”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邓小平同志所使用的“制度”的具体含义。《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制度的解释有两条：一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如工作制度等；二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如社会主义制度等。从理论上讲，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本质的关系，另一类是社会经济政治运行中发生的关系。反映前一类社会关系的是社会基本制度，反映后一类社会关系的是社会具体体制。这两个层次的关系是，社会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稳定的和决定性的，社会具体体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则是派生的、变动的和从属性的。这位学者引用的邓小平同志那段讲话中的“制度”，主要是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等。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这里的“制度”与这位学者所引述的“制度”的含义是根本不同的。邓小平提出的改革绝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改革社会主义具体体制，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这位学者以误读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作为理论根据显然是不妥当的。

　　将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状况和苏联剧变的基本事实。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领域的任何一种活动都是主客体的统一，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制度，也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根据一定经济基础的要求而制定和实施的，以维护其根本利益。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执政党在制定政策、建立制度、影响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苏共的性质、地位决定其在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将执政的苏共与苏联的制度分割开来，无视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苏共领导集团这一重要历史主体所犯的错误，而仅仅从以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必然得出“十月革命”是错误的结论。

　　苏联剧变固然与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有关，但制度不完善只是酿成苏联剧变的一定条件而不是主要原因。制度好的确可以束缚坏人任意横行，也可以防范某些领导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和社会制度的破坏，但制度不会自发地产生，更不能自动运转并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人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只有依靠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和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不断地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避免制度颠覆和毁灭式的灾难。

　　三、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为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

　　有的学者认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进而断言：“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只是进行一些修补，这使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去了动力机制，最后走进死胡同”。 这显然是在告诉人们，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走投无路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苏共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既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条件下产生的，产生后又有这种体制保证种种严重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

　　毋庸讳言，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确存在弊端，我们无意为苏联的体制性弊端做任何道义上的辩护。但必须澄清的是：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比，是第二位的。总的说来，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在推动苏联的工业化、打败德国法西斯、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都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此，这位学者也是同意的。问题在于，斯大林的后继者没有及时和正确地领导改革，以克服这种体制的弊端。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时期，苏联的改革浅尝辙止、徘徊反复，甚至出现过改革偏向的情况，结果延缓或干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改革又偏离方向、误入歧途，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千秋功过自有公论。斯大林时期苏联战胜困难、蒸蒸日上，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动荡不安、土崩瓦解。无视从赫鲁晓夫以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而将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就无异于颠倒是非了。

　　这位学者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混为一谈，以体制上的弊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把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原因看作背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的原因，其理论上的荒谬和实践上的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大家不妨想一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也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甚至出现过“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中国为什么至今也没有发生类似苏联剧变的悲剧呢？关键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社会主义具体体制，增强中国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从而避免了类似苏联剧变的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

　　四、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认识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有的学者从制度中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将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制度和体制。如果按照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岂不所有实行过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难道都要走苏联剧变式的老路？岂不都会遭受社会主义失败的厄运？

　　从历史事件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过程出发，不难发现苏联剧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纷繁复杂的因素之间不仅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苏东剧变的过程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唯物辩证法昭示人们，在复杂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研究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能把影响事物的所有矛盾平均看待，而要区分主次，“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运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分析苏联剧变，不难发现在导致剧变的诸多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东领导集团推行了一套错误的“改革”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走上了一条通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转向野蛮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虽然苏联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弊病，但这些矛盾和弊病是可以实行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加以解决的。问题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的性质和原因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些弊病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进而要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决裂，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实行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套背叛性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能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不能抵御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进攻，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在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时担任过助手的瓦·博尔金对苏联解体的内幕作过这样的揭露：“20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悲剧事件是我国数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我从道义上有责任把这场剧变的主要人物和组织者——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告诉世人，因为我是他班子中的成员，亲眼目睹了他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变化过程，他如何在口头上提出各种口号，而实际上却干着破坏的勾当，或者在社会改革中令人不能容忍地无所作为。”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是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苏联剧变表明，社会主义要保持生机活力，不断发挥优越性，取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速度和优势，不改革不行，乱改革也不行。因为不改革就不能克服社会主义体制方面的弊端，就不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不能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同样，改革如果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颠覆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引起社会动乱和危机，也只能是死路一条。

　　苏联剧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和教训之所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注意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作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部署，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不正是对苏联剧变的原因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