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未来，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三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道路。三是最近开始流行的观点：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如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的新书《中国幻象》所描述的那样。

　　对第一种观点，由于那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其实，这三种观点的最大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

　　中国的崛起当然不是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但三十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已经表明，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从国际上的历史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也要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模式而来。英国一直是不断的磨合，小步的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长达63年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作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走理想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动乱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做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加拿大学者纳多和巴尔洛两人合写的介绍法国文化的畅销书《六千万法国人不会错》中对此作了一个总结：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000多万，比今天的上海多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千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

　　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发展来看，前30年有点像法国的理想主义，后30年有点像英国的经验主义，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最关键的就是中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积极稳妥的改革之路。现在，有些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的那种政治浪漫主义情结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激进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只会欲速而不达，甚至导致国家解体。我们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