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明 

　　以史为镜，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治理战后最严重通胀的历史，我们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石油价格成倍上涨，美国农作物歉收也使食品价格上升，通胀阴影笼罩着美国，1979年的通胀率达到11.3%，控制通胀成了美国政府的头等大事。政府官员普遍认为，要想控制通胀必须先控制信贷的过快增长，但对于如何抑制信贷，各方意见不一。国会议员建议卡特总统实施信贷管制，即采取行政指令的方式直接控制信贷额度的投放。1979年10月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则不赞成此种做法，而是倾向于采用控制利率的方式间接影响信贷投放。1979年年底，沃尔克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8%并上调贴现率至12%，从而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2%上升到17%。卡特总统对要否实施信贷管制一直举棋不定，高通胀的压力终于迫使卡特总统1980年3月14日宣布实施信贷管制，挥动了砍向通胀的“第一板斧”，主要措施包括要求各商业银行、金融公司“自愿”压缩消费者贷款和工商业贷款，争取使年度信贷总量的增长率控制在6%-9%，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至10%，将特定的消费信贷准备金率提高到15%，等等。为了顺利实施管制政策，美联储配合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惩罚措施。信贷的突然紧缩增加了人们对消费资金来源不确定性的担忧，严重打击了消费信心。不久，消费信贷需求就急剧下降，由此也导致优惠利率开始下滑，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1980年的信贷管制实施时间4个月都不到，但该年的实际GDP却比1979年下降了0.2%，通胀率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值——13.5%。卡特总统的信贷管制政策导致了1980年3-7月经济严重衰退，经济政策的不成功导致卡特总统1981年1月黯然下台。

　　抡空的信贷管制“板斧”不但未能控制通胀反而伤及了经济，继任的里根总统祭出了另两招通胀治理的“板斧”，即所谓的“里根经济学”。第一招“板斧”是控制货币供应，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1980年11月通胀反弹后，在里根总统的支持下，美联储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收紧流动性，压抑总需求，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14%到20%之间，远超过通胀率，加上沃尔克治理通胀的作风强硬，降低了公众对通胀的预期，之后通胀率开始明显下降，1982年年底已经降到3.8%。

　　在美联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里根总统又使出了另一招“板斧”，即1981年8月签署的《经济复兴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削减个人及公司的所得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鼓励个人储蓄、同意企业加速折旧、为企业研发提供多种税收优惠，意在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工作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

　　总体而言，里根总统从两方面来治理通胀，一方面大力支持美联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降低总需求，遏制物价上涨；另一方面积极实施《经济复兴法案》，调动企业与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产出，减缓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冲击。从1983年年初开始，美国经济峰回路转，通胀率下降，经济连续6年高速增长，孕育在低税率环境中的高科技产业日后成为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里根总统由于成功的经济政策成功连任。

　　纵观美国1980年—1982年的通胀治理政策，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信贷管制是一剂猛药，信贷管制有两方面的不足，一是信贷管制对经济的影响难以把握，很容易导致经济急剧衰退，不利于减弱公众的通胀预期；二是信贷规模控制的硬约束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目前我国信贷管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国信贷管制的重点是企业信贷，由于中国的直接融资市场受到政府的控制，政府对企业信贷的管制是强有力的，管制的后果是稀缺的信贷额度向大型国有企业集中。出于对未来资金来源不确定性的担心，不少中小企业开始缩减生产规模，实际投资大幅回落，经济开始明显放缓，而且信贷规模控制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影响供给，不利于通胀的治理。

　　第二、侧重于利率工具的货币政策是治理通胀的有效手段。高利率可以抑制总需求进而降低通胀，但同时会导致经济衰退，这是治理通胀必须付出的代价。辩证地看，这种衰退有积极的一面，高利率可以消除一些不健康的经济因素，淘汰经济效益低的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为下一轮经济复苏扫除障碍。

　　第三、在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同时采用减税等政策缓解供给面的紧张情况，能减轻经济的衰退，有利于通胀的治理，特别是当通胀的成因是成本冲击时。

　　借鉴美国80年代治理通胀的经验教训，我国可通过放松信贷管制将符合经济发展的企业从信贷管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提高利率，利用利率手段淘汰经济中的劣质产能，使用减税补贴等手段提高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维持供给面的稳定，在尽量减轻经济衰退的同时达到稳步控制通胀的目的。（来源：《上海证券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