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树林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官员和商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法治、廉洁、高效的政府培育了健康的官商关系，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维护着社会的繁荣稳定。

　　裙带资本主义：官商关系的错位的主要表现

　　在另一些国家，官员的行为没有稳定的预期，缺乏公开、透明的规则，法规和政策不是维护经济秩序的工具，而是官员设租寻租、牟取私利的手段，由此形成了官商关系的错位，这种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结合的市场经济，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它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诱发了市场紊乱，政府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裙带资本主义的形成有着复杂的体制和文化原因，官商关系的错位使得国家的政治形态发生畸变，主要表现为：

　　一是财阀政治。财阀政治是垄断资本独占性地控制国家政权和政府决策的政治经济形态，它的形成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密切相关。以韩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以行政手段合并企业，用国家资金扶植出了现代、三星、大宇等大型企业集团，造就了韩国经济短期内迅速崛起的“汉江奇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规模巨大的韩国财阀只是“虚胖”，它的资金投入不是靠企业正常经营形成的积累，而是银行贷款。１９９７年底，韩国３０家大财团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了３７９．８％，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不堪一击，暴露出“泥足巨人”的本来面目。

　　在财阀政治中，财阀主导政府决策，争取各种特惠政策；官员出售行政特许权和财政、金融资源，向财阀索取回报。权钱交易的层次甚至可以上达政府首脑。现代集团的郑家在韩国号称“韩国的肯尼迪家族”，韩国警方在彻查郑梦宪案中发现，郑家向韩国高官行贿的金额累计约150亿韩元。

　　二是家族政治。家族政治是指一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着血亲、姻亲、部族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政治领导人以婚姻和家庭关系为纽带实现权力与资本的合流，构建官商一体的权贵富豪。

　　南亚诸国，经商和从政都以家族而非个人作为基本单位，普通民众对豪门望族的敬仰成为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在竞选民主的催化下，造就了不绝如缕的家族政治。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和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家族，都是在各自国内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族。为了使夫贵妻荣，子承父业的家族政治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豪门与权贵政治联姻，官商合流司空见惯。如两度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布托的丈夫扎尔达里就是该国的巨富。在布托任职期间，他担任国家建设部长，对每一项公共工程都要求收取10%的回扣，被讥讽为“10%先生”。对扎尔达里贪渎的指控是导致铁蝴蝶贝·布托两次下台的原因。

　　家族政治中的国家事务蜕变为私人事务，缺乏私人关系，就享受不到法定的经济社会权利。如菲律宾因腐败丑闻下台的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任时曾推出雄心勃勃的“照顾穷人计划”。但是，计划中的扶贫资金控制在众议院手中，没有门路的穷人，难以获得政府的资助。家族政治创造了一种缺乏政治关系的穷人——政治穷人。

　　三是黑金政治。黑金政治是资本集团以金钱资助政治人物，利用黑社会暴力控制选举，以培植政治代理人的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形态。在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或地区，政治黑金是难以根绝的政治之癌。

　　综上所述，国外官商关系畸变的前提是官员与商人对自身的错误定位：官员热衷于通过行政规制干预经济事务；商人醉心于与官员编织裙带关系，获得特许便利。各种层次的朋党和密友结成了覆盖社会的网络，精英人物大面积腐败，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使市场关系极度混乱，经济发展跌入停滞的泥潭。

　　看国外如何建立健康的官商关系

　　官商关系畸变最深厚的体制根源，是行政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在建立法治、高效、清廉的现代政府方面，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只有建立健康的官商关系，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推进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权力。新加坡是全世界目前为数极少的在高度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蔓延的国家。它的成功最具有借鉴意义的启示，在于制约权力资源，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新加坡政府认为对权力的关节点一定要进行控制，尽量减少公务员自行处理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特别是财政权制约相当严格。部门提出预算报财政部，由国会审议，总统有财政否决权，同时还有人事否决权和贪污调查权。审计署每年对财政使用情况进行严格审计并报告国会，确保不出现大的腐败。为此，我们在权力运行上，应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降低行政权力在官商交易中的含金量，逐步消解官商勾结的环境和土壤。

　　扩大公众参与，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州市的腐化也相当严重。州政府在行使土地审批权时，把土地批给私人修建铁路，在低税率、高票价方面给私商特惠，从中牟取私利。市政府将公用事业承包给私商，受贿赂、吃回扣。承包商通过安插官员亲友、支持竞选等方式获得丰厚利润。在席卷全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压力下，美国各州市纷纷开始以扩大民主，容纳公众参与的政治改革。州政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将各州参议员由州议会间接选举，改为选民直选。参与范围的扩大，击溃了不法商人贿赂州议会，控制联邦参院议员选举的弊端。市政改革也通过市议员的直选，使政客们的施政纲领更加注重城市底层的利益。我国浙江温岭的一些乡镇，以协商民主的方式，在城市建设等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建立政府协调、专家与公众参与的机制，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水平，防止了公共工程中常见的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提高反腐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增强体制内监督的实效。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有一个特点，就是保持官员的廉洁不靠“政党轮替”式民主、“狗仔队”式新闻监督。关键在于新加坡有一个拥有独立、完整的秘密调查权的国家强力部门担任反贪、防贪重任。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廉政建设中，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同时在廉政体制的建设上，要注意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提高监督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增强体制内监督的实效。

　　（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市委党校校长）

　　资料收集

　　警惕 “官商合流” 不良传统

　　表面的中国历来“重农抑商”，所谓“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最高，商最低，读书做官是伟业，逐利经商是末务，事实并非尽然。官与商之间从来没有跨不过去的鸿沟，这两股道常常明交暗汇、曲径通幽。

　　汉武帝刘彻穷兵黩武、征讨四夷，弄到国用空虚、百姓困乏，于是，按法家桑弘羊的见解实行改革，搞“盐铁专营”，这相当于设立一家特大型的中央直属企业“大汉盐铁集团公司”，“尽笼天下之货，贵卖贱买”，大批官员得以合法地成为“官商”。结果，“建盐铁策博利，富者买爵败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盐铁论》）。

　　以后历朝历代，凡是可以获得丰厚利润或者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工商业领域，官员、官府都要横插一手、竖插两脚，如大太监代表皇帝主持采矿业，如盛行600年的漕运制度控制着全国的粮食贸易，如苏杭的皇家织造、景德镇的官窑，如直接由皇室掌控的与拉美殖民当局的巨额白银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