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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年初的隆冬季节，宋将岳飞遇害于风波亭。这一悲剧使他本人成为汉民族主义的高度象征之一，在身后赢得了仅次于关羽的战神般的地位，并塑造了牢不可破的忠奸对立斗争的神话。这给很多人一种感觉：假如当初**公正，这样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岳飞之死之所以成为悲剧，乃是因为它不可避免。
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
几乎所有岳飞的故事都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假如不是奸臣当道，岳飞冤死，本来宋军是可以收复中原的。这也是后人怀念、推崇岳飞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性假设。
但历史事实往往更严酷。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确取得了一些胜利，并罕见地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战果其实颇为有限：如颍昌之战金军参战有3万骑兵和10万步兵，而宋军战果是：杀敌五千，俘虏二千多，缴获马匹三千多匹；郾城之战宋军对阵金1.5万骑兵，战果仅夺得战马200多匹；小商河之战杀敌二千多。以上还是宋朝方面的记录，当时国史大抵夸胜讳败，不可尽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记录，看起来金兵的损失也远未达到丧失反扑能力的程度。
而更困难的在于收复失地后能否长期坚守。中原地势平坦开阔，最能发挥重骑兵优势，而不利于步兵守卫。宋军几乎90％都是步兵，这在冷兵器时代与骑兵对垒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之一。当时宋军约近20万人，而其中大部分战斗力远不及岳家军，要靠这支军队在野战中彻底击败金军并坚守住收复的失地，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历史上的困境往往在于：有时使尽全力也不能取胜，那么该怎么办?势弱的一方，通常选择很少。岳飞北伐的短暂突击式的胜利，在高宗看来乃是为数不多的可与金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
被低估的宋高宗
长期以来，宋高宗是一个中国史上得到颇多劣评的皇帝，原因之一是他对待岳飞一事极不得人心。愤激者痛斥他丧心病狂地执行投降路线，其原因是他贪生怕死、又贪恋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归，甚至暗示他受惊吓不育，导致精神不健全。
这些指责在我看来很靠不住：
1.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报宋徽宗死耗，而五年后才杀岳飞，因此不存在怕徽宗南返夺位的问题；钦宗也未必能动摇他当时的地位。
2.他已是皇帝，何来卖国投降动机?
3.如果他一味执行投降路线，那么岳飞一死，按说最大的障碍已去，金军为何也无大举进攻?
事实上，从当时危乱的局势来判断，宋高宗有能力与金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分立局面，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而不必因为失地未收复就轻易对他加以激烈的指责。单就当时的政治任务而言，我认为宋高宗是一个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祖宗之法与岳飞之死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赵宋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自建国始，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定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1071-1073年，王韶对西夏作战，王安石力排众议，付以王韶相机处理前线军务的全权，决不遥制。取胜后，神宗也对王安石极为嘉奖，但对王随即一再提出的向西夏本土进军的建议，却一直不予采纳。从这些事例可看出赵宋一贯的猜忌武将传统，王安石进军西夏本土与岳飞收复中原的建议，在皇帝看来都是臣下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疑尔。”(《野老记闻》)
岳飞的悲剧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刚正清廉，对政治简直毫无头脑。他忠诚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为高宗最欣赏的将领(南宋初年，岳飞是提升最快的大将)，岳家军番号正式改为神武后军时，高宗亲笔题写“精忠岳飞”战旗，赐白银两千两犒赏，以笼络其心。后来岳飞眼看收复无望，表现得极为愤恨，称病三个月，不肯复职，遭到李若虚严厉责备：“是欲反耶?……若坚执不从，**岂不疑宣抚。”岳飞显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已遭**疑嫉，1137年秋又上书建议立皇储，遭高宗训斥，出来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对议和，这更触犯高宗忌讳。
岳飞不知政治顾忌，以为自己问心无愧，直言进谏，即使在当时朱熹看来，却是“骄横”了。岳飞实则至死未知这一猜疑也与自己平素没有心机和政治觉悟有关。（维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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