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中华帝国的大混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帝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造反”都发源于南方,最近的一次便是发源于广西蔓延至长江下游广大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而1900年的农民“造反”却发源于帝国的北方,蔓延的走向也是一直向北。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当帝国政府要求南方各省加入“灭洋”行动的时候,帝国南方各省的封疆大臣联合做出一个决定:抗旨。 
     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无疑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帝国的这些南方大员共同具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正在这个古老的帝国里以极大的热情创办着各种现代大型“企业”———那在黎明中响起的机器制造声穿透帝国南方浓浓的湿雾向着辽阔的天宇扩散,直至迎来普照青山绿水的明媚的阳光。帝国南方的大员毫无例外地都属于中华帝国第一批“下海”的朝廷命官———这可谓是国家的大“奸商”了! 
     当帝国北方义和团们“灭洋扶清”的旗帜席卷山东、直隶,帝国朝廷支持义和团行动的暗示已经被官方渠道证实了的时候,南方的官员们一反帝国官员历来在政治表态上隐讳暧昧模棱两可的惯例,没有拖延、沉默和秘密勾结的阴谋,而是各自迅速地用奏折的方式直言不讳地向慈禧表达了“坚决剿灭,以绝后患”的政治主张。 
     尽管帝国的南方没有发生任何动荡的苗头,但是长江江面上还是出现了异常,但引起异常情况的是英国人。 
     1900年中华帝国的长江两岸是英国商人的巨大“市场”。因此北方义和团的举动引起了英国人的极大恐慌,他们认为帝国北方农民们的灭洋队伍如果向南开进,将严重危及英国人在帝国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向长江派遣军舰,以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利益”。帝国朝廷宣战的前四天,即6月17日上午,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雷斯奉英国外交大臣的指令去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法雷斯说的话令张之洞立即警觉起来。 
     张之洞随后立即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发了电报,两人在观点上达成一致后,联名致电中华帝国驻英国公使,请他转告英国政府:中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安全。而英国一旦派军舰进入长江,定会引起中国百姓“惊谣生事”。那样的话各国“援照效尤,更难收拾”。 
     必须寻找出一个令双方都感到安全的办法。张之洞在先前给英国领事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互保”的概念:“我湖北已添重兵,贴出告示,严饬各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护。” 
     这就是后来演变成著名的《东南互保章程》的发端。所谓“互保”,简单地说便是:帝国南方官员决不支持义和团杀洋人的举动,不承认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诏书》的合法性,并且会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帝国南方采取包括军事攻击在内的任何过激行为,必须遵守帝国的法律和道德礼仪,与中国以和平状态进行正常的商品贸易。 
     普天之下,皇土之上,帝国的官员曾几何时敢说朝廷的诏书不合法? 
     而现在,帝国南方的封疆大臣要联手保护东南的安全和利益,为此他们不惜抗旨! 
     6月21日,令南方官员和洋人们都感到惊慌的消息传来了:帝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与各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帝国的南方官员立即用电报紧急磋商,最后达成这样的看法:朝廷的决定是在“暴民胁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党”的情况下做出的,《宣战诏书》的颁布“决不是皇上的本意”。张之洞立即给朝廷打电报,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然而,就在帝国南方的大员们猜测朝廷的《宣战诏书》是否有效和自己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时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到了。帝国南方的官员们正为难的时候,李鸿章独自一人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帝国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朝廷要求各省派兵“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华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有效地防止了这个帝国内部动乱的蔓延和对外矛盾的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帝国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新型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因此不存在对帝国朝廷的反叛意图———帝国南方的官员还没有大胆到可以不加掩饰地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尽管如此,这个表态已经是开天辟地、惊天动地了。帝国南方的官员们获悉李鸿章的电文后信心大增,决心将帝国南方各省联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至少在100年前,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一个有趣的格局形成了,那就是:北官南商。 
     当干燥荒芜的北方黄土地上突兀地耸立起帝国的各种衙门的时候,当红墙绿瓦下的皇家大道上骄奢地横行着帝国官员的八抬大轿的时候,当面带菜色的农民们抛田舍地聚集在京城的府邸中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的时候,当象征着帝国威仪的皇家高大城墙在洋人的炮火中烈焰升腾的时候,当能够细数宫中秘史的京城百姓在烈日下眯着眼静听有关朝廷的最新传闻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正细雨绵绵。连绵的细雨使帝国南方红色沃土上的绿色植物一派生机盎然。在木棉和棕榈掩映下的城市里,最高大的建筑物是金融和现货的交易场所,中外商人们的汽车和马车竞赛似地风驰电掣,即使是最下层的农民也在道听途说地打探着目前大米的市场行情和丝绸的出口报价,因为他们需要及时调整自家的插秧和养蚕的比例。
     中国广东自秦始皇时始设郡,是帝国对外开放、贸易通商最早的地区。南朝时广州已经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一座重要商业城市,到了隋唐,这里又成为整个帝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唐代著名的“通海夷道”便是从广东始发,经越南,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再沿着印度半岛的西海岸直达幼发拉底河河口———这就是延续了上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大清帝国中期实施的闭关锁国几乎使帝国所有的沿海贸易口岸全部关闭,而广州作为惟一的一个例外被准许依旧通商,照样买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每年通过广州口岸进口的商品总值达到8000万两白银,即使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帝国陆续对外开放了上海等口岸,可广州的贸易额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全国的首位。商品贸易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近代工业的崛起。1845年,广东出现了一批以造船业为龙头的近代“外资企业”:英商的“柯拜”、“诺维”、“高阿”、“福格森”,美商的“和旗”等等。而民族资本的随即投入则标志着中华帝国近代工业历程的开始。1872年,在广东,仅属于民族资本的丝厂便有200家以上,同时还有印刷厂、电灯厂和造纸厂等,城市工人总数达6万人以上。更重要的是,帝国的官方衙门开始插手工厂企业的建立和经营了———广东近代洋务派官员开办的广州机器局、黄埔船坞、轮船招商广州分局等帝国著名的企业开了这个千百年来鄙视经商的巨大帝国的“官商”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