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早期，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提出“不求胜利”的新战略，而受到当代军事家严厉的抨击，认为根本违反战争原则。事实上，早在一千多年前，宋太祖在他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便提出了这种不求胜利的战略。
太祖虽是武夫出身，却非常反对战争，他理想的统一策略是“和平兼并”。因此即使不得已而动用武力，也尽量保留余地，不求将对方彻底击败，只要放弃抵抗的、投降的，不但保障对方身家安全，并且常给对方相当程度的优遇。尽管有不少的高级军事官员反对这种态度，太祖却非常坚持这个原则，并且曾因此发生了不少政治风波。
最不像军人的将领
太祖所考虑的是日后的治理。既然要统一，便不能制造仇恨，因此即使吃亏，也得忍让，这原则也是治国者最富智慧的思虑。
但一旦处于战争状态中，这种智慧往往很难贯彻。面对顽强的敌人，常会因报复心而有将之毁灭的冲动。如果控制不住这股冲动，必然导致不必要的屠杀及掠夺，然后又引发更多激烈的反抗。这种征服、反抗的恶性循环，正是身为统治者的太祖最为痛心的事。征蜀战争时，大将王全斌便因“屠城杀降，以逞威暴”，使太祖震怒非常，曾想严格论处，但由于大将曹彬巧妙的劝谏，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曹彬是个最不像军人的将领。他颇能体会太祖不求胜利的道理，因此在征蜀的暴行风波后，曹彬不逞兵威的作战性格，成为太祖在统一天下的征战中最受信任的大将。
曹彬原本和赵匡胤是周世宗朝廷上的老同事，不过当时的曹彬只是个管理茶酒的小官吏而已。有一天，身居高官、大权在握的赵匡胤，因为家里举办宴席，向曹彬要些酒，曹彬却拒绝了：“此官酒，不敢相与。”于是自己出钱去买酒，送给赵匡胤。这只是小事一桩，但曹彬公私分明的态度，却让赵匡胤非常感动。即帝位不久，太祖便在一个公开场合对群臣表示：“世宗旧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太祖本人个性豪迈，做事积极，但在治国的理念上，他却非常喜欢这位个性谨慎小心、和自己几乎完全相反的曹彬。
征蜀战役中，曹彬原为监军，但攻蜀时，诸路兵马由不同方向攻入，所以会师成都前，曹彬根本无法真正监督大将王全斌的行为。而且依太祖的旨令，曹彬的监督权似乎仅止于事后报告，并无当场控制的实权。有数次他感到宋军过分残暴，而在军事会议中主张即刻回师，却因诸将的反对而作罢，最后终于惹起了蜀人大举抗暴的风波。
虽然劝不动其他的将领，曹彬仍严谨地约束自己的军队。初克成都时，有些军士掠夺民间妇女，曹彬则下令把这些妇女置于一个地方，供应食物，并向兵士说：这些妇女是要献给朝廷的，不可侵犯，并派人严加保护。等局势较稳定后，立刻把这些女俘全数送还她们父母；没有亲属的，则由曹彬安排婚事，许配适当对象。当抗暴事端扩大时，曹彬出面斡旋，使叛乱事件很快平息下来，主要的原因，就在蜀国军民对他心怀感激。
清慎廉恪惟曹彬一人
征蜀战役的总指挥王仁赡，将这场风波归罪于王全斌，但太祖要求彻查，结果连王仁赡的直属军也有暴行，“清慎廉恪惟曹彬一人耳”。特别是“王全斌杀降兵三千人”的事件，太祖主张论罪，有不少朝廷大员反对，认为天下未平，正是用人之际，怎可为了敌人处罚自己的大将。但太祖认为，河东江南皆未归服，若不严刻，胡乱杀人的事件无法镇服，将严重影响和平兼并的工作。
因此，在调查工作完成后，太祖集合所有征蜀将领，责问他们胡乱杀人的罪行，要曹彬先行退席，并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但曹彬非但不退，而且叩首伏罪：“臣同商议，罪合诛戮。”在太祖的心目中，将来能委以大任的只曹彬一人，因此决定作人情给曹彬，只在口头上严厉地警告一番，便暂时原谅了这件事。
不久，太祖便派曹彬和潘美为征伐江南的统帅。太祖特别召见曹彬，要求绝不可以再有征蜀时的残杀事情。曹彬拿出当时曾激烈反对杀戮行为的文件，太祖深感奇怪地问道：“如此，卿当时何故坚持服罪?”曹彬表示：“臣初与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获罪，臣独清雪，不为稳便，所以一同伏罪。”这不但表示自己重视团体责任，另一方面也劝谏太祖在委派任务时经常权责不清，才会造成无法阻止屠杀的事情。
太祖再追问：“卿既欲自当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曹彬表示：“臣初请陛下必行诛戮，故留此文书，令老母进呈，乞全老母之命。”由此也可看出曹彬的人格，他到最后关头仍不愿为个人脱罪，保留文件，为的是避免母亲受到株连。曹彬的孝心及义气，让太祖对他更为信任。而曹彬也利用这件事，给太祖一个很好的“授权技巧”机会教育。
隔日的廷议上，太祖正式派遣曹彬及潘美为征伐江南的正副统帅。曹彬表示自己能力有限，可能无法达成任务。但身为副帅的潘美，却积极表示自己对征江南的信心及意见。于是太祖正色向曹彬说：“所谓大将者，在于能斩出位犯分（越级擅作主张）之副将而已。”只一句话，把旁边的潘美吓得冷汗直冒，不敢抬头正视太祖。利用这个简单的廷议，太祖在征江南事件上，已对统帅的职责作了完整的授权。
“曹彬出师的前一天，太祖更请曹彬喝酒，君臣两人喝到微醉时，太祖诚恳地向曹彬表示：南唐李煜实在没什么罪过，只是我没有能力使他归服罢了。”
为避免敌我两方无谓牺牲，征江南的战役中，曹彬采行长期包围战。金陵的包围由春天开始，一直拖到冬天。时日过长，难免军纪松懈，城破之日，掠夺、暴行可能无法避免，曹彬为这件事非常忧虑。因此在攻城前夕，曹彬突然称病不参加军事会议。各部队将领立刻前往本营问侯，曹彬表示：“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医治的。只要大家能共发诚心，发誓城破之日不妄杀一人，我便立刻痊愈了。”于是诸将焚香为誓，约制自己的军队，金陵城破当日，宋军的军纪尚称良好。
未尝以私喜怒戮一人
当征蜀回师时，曹彬的行李特别多，有人诬告说那都是珍宝奇货，太祖便派人秘密调查，结果发现行李车上所载的全是书籍。《宋史》中记载曹彬由南唐回师时也说“及归舟中无他物，图籍衣被而已”。回到京城后，曹彬在奏折上也谨称“奉江南干当公事回”，一点都没有打胜的傲气及排场。看来似乎有点过度谦虚，但只要了解曹彬平日为人，便可看出这是他个性的自然流露。
曹彬在完成征南战役任务后，因功封为枢密使（国防部长)，但他仍然一贯谦虚。《宋史》上说他“接小吏亦以礼，未尝以名吁”。回到家里，也不宴请宾客，生活非常俭朴，每天五更鼓一响，便已到达禁门，等候上早朝。他律己严谨，性格却慈悲宽和，他曾向部属表示自己为将的原则及风格：“自吾为将，杀人多矣，然未尝以私喜怒辄戮一人。”
不只对人，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曹彬都非常尊重。据说他所居住的堂室年久失修，子弟准备重新整修。曹彬却表示：“现在正值严冬，有很多虫子躲在墙壁瓦石之间冬眠，不可因整修而伤害了它们。”这种仁民爱物、尊重自然生态的修养，正是宽容儒将曹彬与一般武将最大的不同。
乱世，是公权力不被承认的时代，最珍贵的领导特质是有计划的宽容政策，但在充满争执的时代，要履行宽容政策，非但要有恢宏大度，更要有坚持的勇气，才能克服重重的挫折，贯彻既定的原则。
太祖本人历经生活苦难，因此有着别人做不到的宽容智慧；而芸芸诸将中，能始终体谅太祖和平治天下苦心的，大概也只有曹彬一人了。
（摘自《各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