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起用年轻的霍去病就有分卫青之权的用意,而后来他将二人同时拜为大司马,更是明摆着让他们互相牵制。这一用人方略虽然—时发挥了奇效,却不能保证永远管用。”
元光年间,司马相如为西南夷事上书武帝,其中有句话,意味深长:“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武帝对这话非常欣赏,以至二十多年后他在命令州郡举荐贤才的诏书中还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武帝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常人所异”的帝王,他一生中所用的也确实多是“非常之人”,做的是“非常之事”,成的是“非常之功”,让平庸的后人感到不可思议。不过在研究历史的人看来,这一连串“非常”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非常之世”。
与历史上的其他帝王相比,汉武帝大概是最少受“传统”约束的一位,也许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遵循的“传统”。汉室起自草民,开国君臣都没有什么文化素养,以致朝堂之上大呼小叫,不成体统。汉初奉行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教,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不如说是被迫接受现实的无奈。等到武帝即位时,这种治国之术已经退化为习惯和惰性,根本无法与系统化的儒家学说抗衡(电视剧特别强调景帝至武帝初年黄老和儒学“两条路线”的斗争,实有言过其实之处)。因此窦太后一死,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碍武帝推行他的治国方略。
武帝本人的头脑其实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混合体,其中有儒家的政治理想,法家的权谋治术,也有方术神仙家的迷信,处处折射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混乱和生机(电视剧把他描绘成“儒家代表”,实在是过分简单化)。他崇尚文学,也醉心于武功,追求长生不老更是他一生的梦想。他身上既体现了那个时代最为“精英”的文化,也集中了那个时代最为“底层”的愚昧。作为天下至尊,他从不缺乏勃勃雄心、丰富的想象力和坚强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他手中握有空前强大的皇权,可以把任何想法付诸实践。于是,在他身边很快聚集起一批形形色色的“非常之人”。
武帝即位时,占据中央政府的主要是外戚和世袭勋贵,多数不学无术,尸位素餐。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必须拉起自己的一班人马,于是武帝按照前朝成例,下诏求贤。凡有一技之长者,几乎都能找到进身之阶,或由地方诸侯、官员举荐,或只身闯京城,拉关系,找门路,只要能想方设法让皇帝知道你是个人物,多少都能捞到一官半职。当时的热闹景象,用班固的话来说,那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这样的求贤诏在武帝时期每隔几年就有一道,各地的“异人”也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宫廷中。这些人最初多是在皇帝身边做侍从顾问,以后逐渐因才施用,委以各种要职。其中有满腹经纶的儒生,比如董仲舒、公孙弘,前者用公羊家“大一统”的理念影响了武帝,后者曾经做过丞相;有学习“纵横之术”的权术家,如主父偃,为武帝设计“推恩令”,削弱诸侯,立下大功;也有商贾出身的“兴利之臣”,像桑弘羊,武帝一朝的重大经济决策几乎都出自其手,最后还成了“托孤”重臣。更多的恐怕是舞文弄墨、插科打诨、逗主子开心的近臣,其中官运好的像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也能混个地方官,不过运气不佳如东方朔、枚皋者就只好一辈子被“倡优畜之”。武帝的“求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实际上在西汉早期,地方诸侯的宫廷中往往蓄养着大批门客,有名的如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武帝实际上是在诸侯被削弱之后将“养士”的权力收归了中央。
那时候靠“贤良对策”上来的人毕竟数量有限,要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不辍,还得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形于案牍之中的“文法吏”。汉承秦制,治国用严刑峻法,熟习法令制度的官吏才是国家的柱石。翻开《史记》、《汉书》的《酷吏传》,满眼都是从小学习法令政务做吏员,勤勤恳恳一步步爬上来的人。很多人位至公卿,顶不济也是郡守一级的地方要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严格依法办事,尤其是打击豪强贵戚,手段残忍,铁面无私,动不动就杀得血流成河。武帝要加强皇权,让国家机器发挥出最大功效,这些嗜血猛兽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工具。然而专制帝王对待这些“爪牙”也一样残酷无情,工具不好用了就可以随时丢弃。西汉一朝绳治官吏之严苛简直让后代望洋兴叹,三公九卿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掉了脑袋,地方官员更是动辄获罪。酷吏们勤苦一生,结局往往是自己挖坑埋自己,作法自毙。著名的酷吏张汤,一生参与大案无数,杀人如麻,官至御史大夫,深得武帝信任;可临了因为几个小吏的构陷而被迫自杀,家里穷得只能用牛车送葬,连棺椁都备不齐。“用人”用到这个份儿上,是一个时代的制度文化使然,后世帝王就是想仿效也未必仿效得成。
帝王家最怕的就是大权旁落,即使布置下重重法网,安排了无数爪牙,照样寝食难安,因此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能让自己放心的人。人要可靠好用,第一必须跟皇帝关系亲密,第二必须无根无基,没有自己的小算盘,只有这样,他才能死抱着皇帝这棵大树,忠心不二。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大概不出两层干系:一是“裙带”,就是老婆家的人,古代叫“外戚”;二是“奴才”,甚至是去了势的宦官。自古凡雄才大略的君主,往往是权力欲极强的专制狂,汉武帝在这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关键位置上任用的“非常之人”,多是“裙带”和“奴才”关系。
卫青和霍去病是武帝讨伐匈奴的左膀右臂,第一流的军事人才。但是卫青不过是县吏与女奴的私生子,平阳公主的家奴,连“卫”都是冒姓。他能够平步青云是由于姐姐卫子夫受武帝宠爱，后来立为皇后。霍去病是卫青另一个姐姐的私生子,也是家奴出身,靠着舅舅和姨妈的关系,年纪轻轻就得任要职。卫、霍二人可以说是“裙带”和“奴才”两重关系的产物。他们能建立不世之功,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才干,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武帝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武帝要大举反击匈奴,就必须改革军制,建立一支能随时调遣的常备军。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不能交给军人世家出身、威望极高的李广,却可以放心大胆地交给出身微贱、在军中毫无根基的卫青和霍去病。为了这场战争,武帝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动辄出动十几万大军,而对卫、霍二人在前方的具体方略却不加任何干涉,让他们放手去干。究其原因,除了武帝本人出众的眼光和魄力以外,还在于卫、霍出身“奴才”,没有家族背景和朋党关系,对皇帝感恩戴德,绝对忠诚,让人“放心”。等到卫、霍二人功勋卓著,羽翼丰满,武帝就起了戒心。他起用年轻的霍去病就有分卫青之权的用意,而后来他将二人同时拜为大司马,更是明摆着让他们互相牵制。这一用人方略虽然一时发挥了奇效,却不能保证永远管用。武帝后期重用的大将李广利是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也是靠裙带关系爬上高位。他才能平庸,屡战屡败,耗费国家大量钱粮人命也没立多少功劳,却一直受武帝信任。直到最后投降匈奴,被满门抄斩。卫青、霍去病这样的“非常之人”毕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武帝临终托孤的四位大臣中,位处第一的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出身底层,靠哥哥的关系做了皇帝的侍从,出入宫禁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深得武帝信任。《汉书》却说他“不学亡(无)术”,可见其文化水平不高。金日磾是匈奴休屠王太子,被俘虏成了奴隶,在宫中养马,得到武帝宠幸,又救过主子的命,于是竟做了顾命大臣。一个“非我族类”的奴才能爬到如此高位,除了武帝头脑开通,没有狭隘民族观念以外,更重要的恐怕是专制皇权空前强大,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牵制,皇帝才可以为所欲为。武帝一生对外戚专权深怀戒心,早年他废黜陈皇后,立卫子夫,个人感情的好恶以外,很可能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卫子夫出身奴婢,无须顾忌外家的势力。后来他宠幸的李夫人和钩弋夫人,也都出身寒微,没有家族背景。尽管如此,当他晚年决定立刘弗陵为嗣时,为了避免母后专政的危险,仍然残酷地将其母钩弋夫人赐死；同时指定四位辅政大臣,而让贫贱出身,忠诚谨慎的霍光为首,让他们互相牵制,避免大权集于一人之手。做好了这一切安排,武帝才放心而去。(王卫摘自韩 巍《书城》)
